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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建健全的中日關系--面向歷史轉折期的思考

為了解決9月日文的問題，作者（日）天兒慧 這樣論述：

在中日關系惡化的2012年，日中建交四十周年紀念國際研討會企划實行委員會在京都、東京、名古屋、福岡舉行了四場面向社會的國際研討會，從「文化」「政治與歷史問題」「經濟」「地區交流與民間交流」等角度對中日關系進行探討，為構建健全的中日關系提供了很多有建設性的思考。本書就是這一系列國際研討會的成果結集。三年過后，今天再度思考中日關系時，我們會發現當時的話題依然具有時代性。天兒慧，1947年出生於日本岡山縣。早稻田大學本科生畢業，一橋大學研究生院畢業，社會學博士。前日本亞洲政經學會理事長，現任早稻田大學亞太研究生院院長。 第一部日本與中國相互學習到了什麼——從文化與女性視角的探討

透過「文溫」的建構以克服「政冷經冷」關系 日中「文化力」的時代 日本與中國相互學習到了什麼？——從專門介紹日本文化的雜志《知日》的出版進行的探討 專題討論：相互依賴的深化、相互不信的膨脹——如何打破日中之間的「心防」 總結 第二部如何突破日中關系的對立與摩擦 尋找邁向真正相互理解的新嘗試 日中政府間交流的軌跡與困難 如何分析中國民族主義的崛起 專題討論1：歷史上的合作、對立、誤解 專題討論2：年輕世代所描繪的未來日中關系框架 總結 第三部透過地區交流與民間交流創造新的關系 日中韓地區交流的新地平線 從日中韓地區外交的經驗來看今后的課題與相互發展的可能性 民間工業界對日中相互依賴關系的觀察與對策

專題討論1：日中韓地區交流的可能性——以九州島—中國東北部環黃海為案例進行的觀察 專題討論2：日中民間交流的新嘗試 總結 今年是戰后70周年。日本與中國的戰火平息以來，70年的漫長歲月流逝而過，我們卻難以坦然向世人宣稱，日中兩國政府和國民已經真正地跨越了歷史上的悲慘一頁，並且充分建立了相互理解、信任與合作的關系。雖然彼此的意見分歧尚可做到擱置一時，但是離真正的相互理解、相互信任與相互合作實在相距甚遠。作為當事者的兩國國民，而且是日中關系的相關人士，我們應該如何接受並思考眼前的現實？歷史上，日本和中國交往密切，相互影響、相互合作，綿延不絕。70年前日本侵略中國的那段歷史雖然

沉重，卻斷然不能忘卻。不過，那只是日中歷史的一小部分。戰后70年，兩國間雖有過對立和斷交的個別時期，但主流一直是友好與合作交流。在彼此間的誤解、猜疑與對立等不斷增強，整體氣氛再次惡化的當下，我們需要思考如何面對這一局面，尋求解決之策。2012年9月前后，為紀念日中邦交恢復40周年，我們在京都、東京、名古屋與福岡共舉辦了四次面向社會的日中國際研討會。本書就是以這四次研討會的演講與嘉賓討論的內容為基礎整理編輯而成。其中，對名古屋研討會與福岡研討會重復的部分內容進行了調整。另外，考慮到本書的主題為日中關系，舍棄了名古屋研討會上以中國經濟為主題的內容。眾所周知，這四次研討會舉辦之際正值日中兩國政府與國

民圍繞「尖閣列島問題」激烈對立，紀念日中邦交正常化40周年的相關活動紛紛取消，局勢最為緊張的時期。盡管如此，兩國仍有很多學者、企業家、市民以及學生參會，聚集一堂，認真而充滿熱情地探討了健全兩國關系之策，由此便有了本書的誕生。3年過后，今天再度思考日中關系時，我們會發現當時的話題依然具有時代性。為了便於中國的讀者思考、討論相關內容，我將自己的所感所思整理如下。提及「戰后70年」，首先最重要的是對「戰爭性質」的認識。在日本，的確有人認為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的所為不是「侵略戰爭」。對於這些人的歷史認識，以中國、韓國為主的亞洲各國以及歐美各國長久以來一貫嚴詞聲討。圍繞那場戰爭的性質和意義，戰后70年

間日本國內展開了長期的激烈論戰。盡管大部分日本人認為那場戰爭是侵略戰爭，但是非常遺憾的是，作為日本國家或者作為國民全體的意志，至今仍不曾明確提出過那場戰爭為侵略戰爭。也有人將戰爭的原因解釋為針對歐美的亞洲侵略的「解放亞洲」之戰，但就事實結果而言，這毫無疑問是一場日本發動的蹂躪亞洲各國的人民和領土，強行將各國納入自身勢力范圍的侵略戰爭。日本進而自不量力地向歐美挑戰並最終一敗塗地。我國的領導人通過「村山談話」等表示了正視歷史事實的姿態，做了誠摯謝罪。然而日本國內的不少反對聲音使得日本的誠意一直被國際社會懷疑。這次「安倍談話」仍有不足，但整體上繼承了「村山談話」，並且代表日本國家對侵略戰爭表示了深刻

反省之意。需要強調的是，由大多數日本國民構成的主流意見是更為明確的「反省與謝罪的心情」。我們現在的問題是如何回顧戰后這70年的歷史，以此為契機來思考美好未來的建設。我是出生於戰后不久的日本人，我衷心希望廣大中國國民以及國際上的友人能夠理解一點，那就是在那場讓人深惡痛絕的戰爭結束之后，軍國主義就此解體，在新國家建設的熱潮之下，日本誕生了高聲宣布放棄戰爭的新憲法。當時的日本非常貧窮，但是我們都接受了提倡和平寶貴、強調和平尊嚴的戰后教育，事實上戰后日本一次也沒有參與過國際社會的戰爭，以和平為立國之本實現了國家的繁榮和發展，對此我深深引以為豪。在戰后的漫長歲月中，我也越來越強烈地認識到，雖然自己沒有經

歷過那場戰爭，但是作為一個普通日本人有義務永遠銘記那段歷史事實。1971年，我考入大學院攻讀碩士學位。很快，日中實現了邦交正常化。毛澤東、周恩來、田中角榮和大平正芳那一代政治家富有氣魄，他們的外交努力讓兩國順利克服了「戰后處理」「台灣問題」等難題，進而實現了邦交正常化。當年得知周恩來表明「放棄戰爭賠償請求」時我心潮澎湃，深為中國領導人的寬廣心胸所感動，這一幕至今記憶猶新。之后，發軔於鄧小平執政時期的中國的經濟發展和現代化遭遇了重重困難，日本政界和財界的領導人每每遇此情景，都會想起周總理在恢復邦交之際明確提出的「放棄戰爭賠償請求」，涌起「此刻正是日本報恩之際」的心情。八九北京政治風波之后，西方各

國對中國實行了經濟制裁。正是日本提出「不能讓中國在國際社會孤立」，首先解除經濟制裁並再次啟動對華日元貸款，也是日本最先同中國政府達成共識支持中國加入世貿組織。日中關系的結構性變化也是一個需要深思的問題。進入2000年后，中國經濟迅猛發展，而日本卻陷入了泡沫經濟后的經濟低迷期。中國的國際影響力今后無疑會越來越大。與此同時，在日本出現了提醒人們警惕中國國力發展的觀點。到了小泉政權時期，這種警戒性的氣氛不斷被強化，日中之間的沖突愈發嚴重。即便如此，希望日中關系得到改善和發展的聲音仍然具有巨大號召力，這種聲音也推動了安倍第一次政權的「破冰之旅」（2006年）、溫家寶總理訪日（2007年）、胡錦濤主席訪

日（2008年的融冰之旅）以及「日中關於全面推進戰略互惠關系的聯合聲明」的發表。但另一方面，2010年秋天尖閣列島海域附近的「抓捕中國漁船」事件和2012年的「尖閣列島國有化」事件，讓兩國關系陷入了最低谷。這些問題的實質是「國家主權」「領土•領海」的問題。人們普遍有一種印象，覺得中國通過國家實力的迅速提升，打破了與日本之間的力量平衡，開始在領土問題上大力發聲。然而，我們知道主權、領土、領海問題並不僅存在於日中兩國之間，其他國家之間也存在同樣的難題。依靠國力的增強而迫使其他國家接受自身意見這種做法，從來不能真正解決問題。兩國政府的立場非常分明，很難妥協。作為希望日中之間建立健全國家關系的一個普通

國民，我認為沒有必要將解決領土、領海問題作為發展兩國關系的前提條件，相反可以暫時將此問題擱置起來，在其他領域和層面着力推動日中關系發展，深化相互理解和信任關系。然后以此為基礎設法尋求解決領土、領海問題的辦法。回顧戰后的日中關系，我們注意到兩國之間一直存在着各種各樣的問題。但得益於過去每一代人的智慧以及人與人之間的紐帶，這些問題基本上都得到了解決或緩和。時至今日，面對現實，我們應該做的是如何思考並應對日中兩國之間的問題。日中邦交恢復之際，「求大同存小異」一語廣為使用。今天我們思考日中關系也離不開這句話。就日中大局而言，我始終認為尖閣問題只是兩國之間的「小異」。問題是不知不覺之間「小異」卻膨脹成為

「大異」。我們應該如何看待這種情況？第一，我們應該再次確認，日中兩國如果相爭只能兩敗俱傷，只有精誠合作才能共同繁榮。中國能取得令世人矚目的發展，得益於和平的國際環境，尤其是日中之間的和平合作關系。當下，在中國面臨解決經濟發展的瓶頸、大城市的大氣污染、垃圾處理、能源節約、人口老齡少子化等種種困難之際，來自日本的合作、援助有着極其重要的意義。第二，堅決避免軍事緊張加劇。我們看到，安倍政權在防衛預算上有所增長，強化了日美同盟。不過我們也需要了解到其主要目的是提高對第三國攻擊的防衛能力，而絕不是主動攻擊他國。另一方面，隨着中國軍事力量的超常增長，在大多數日本人中間「中國威脅論」越來越有市場。在日本，即

使有實力同中國進行軍事對抗，也沒有人想這麼做。中國完全沒有必要擔心來自日本的軍事攻擊。但是如果中國進一步增強軍事上的「威脅姿態」，日本國內的反華情緒及「中國威脅論」便會更為高漲，現政權將不失時機地利用這種反華情緒來進一步加強防衛力量，甚至有可能試圖修改基本理念為放棄戰爭的現行憲法。如此一來，雙方便一步步地走進了「安全困境」。眼下在安全保障上至為關鍵的，是在日中之間，以及包括美國在內的東北亞地區內建立安全保障對話的框架機制，充分發揮積極作用，消除誤解，建立相互信任，鞏固和平局勢。中國的對日態度如能有所和緩，日本方面自當積極回應。只要安全保障對話框架機制正常發揮作用，日本的對華感情必將逐漸好轉。第

三，關於歷史認識。戰后，大多數的日本國民認為那場「深惡痛絕」的戰爭是侵略戰爭，發誓再也不發動戰爭重蹈覆轍，這是戰后日本社會的主流意識。安倍首相在70周年談話中也明確否定了美化那場戰爭的言論。值得注意的是，當今日本已經不再是單個政治家或單個集團能夠左右一切的社會了。包括廣為人知的《新歷史教科書》在內，通過日本政府審核的所有歷史教科書中沒有一本美化當年的那場戰爭。在中國，很多人認為日本的歷史教科書否定侵略戰爭，這其實是一個巨大的誤解。送交審核的「教科書候選本」里存在着不同的寫法，但所有通過審核的教科書中沒有一本是美化戰爭的。第四，還有一個重要事實。在邦交正常化之后，日中兩國為改善雙方關系、推動相互

合作與和平環境的建設付出了種種努力，有必要讓更多的人了解並珍惜這段歷史事實。兩國的民間交流已經達到了空前規模，我們必須以此為基礎努力增進相互理解和恢復信賴關系，積極建立面向未來的日中關系。本書的內容盡管是3年前的討論，但是對今天人們思考、展望日中關系仍有着很多有益的啟示。本書能得以在中國出版，與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的楊群總編輯、徐思彥副總編輯和徐碧姍編輯的大力支持，早稻田大學現代中國研究所的各位同仁（研究員及事務職員），尤其是主任研究員（研究院准教授）鄭成的盡心盡責是分不開的，在此一並深表謝意。還要感謝法政大學非常勤講師黃偉修，正是他認真且富有耐心的翻譯，使得本書能以中文的形式出現在各位面前。2

015年9月日文版序日中建交四十周年紀念連續紀念國際研討會企划實行委員會代表天兒慧

9月日文進入發燒排行的影片

行政訴訟法上第三人訴權認定之發展

為了解決9月日文的問題，作者張倍瑄 這樣論述：

行政處分之相對人或第三人是否可以提起行政訴訟法第四條之撤銷訴訟，須視其是否有權利或法律上利益受到侵害而定，此即學理所稱「訴訟權能」要件之具備。詳言之，訴訟權能制度之設立，乃係為排除主張與自己權益無關之任何人濫行起訴，致延宕法院審理案件之時間、人力而有礙訴訟經濟。對此，我國通說認為基於行政處分之相對人有為自己權益爭訟之基本權，故原則上毋庸探究其是否具備訴訟權能。惟其他主張權益受侵害之原行政處分相對人外之第三人是否可以提起撤銷訴訟，通說見解主張需依照(新)保護規範理論以為認定；亦即，判斷系爭法規是否在保護公益之虞兼有保障個人私益之意旨，如第三人所主張受侵害之權益為系爭法規保障之範圍所及，且第三人

為上開法規所保障之對象，即可認定其具有提起撤銷訴訟之訴訟權能。然而，(新)保護規範理論之運用，雖然使得原行政處分相對人外之第三人可以針對侵害其權益之附第三人效力處分提起行政爭訟，其一方面擴張了原告訴訟權能之範圍，另一方面，卻也因實務對於保護規範理論之操作未盡周延，而常造成裁判歧異、判斷標準不一之窘境。基此，本文乃以行政訴訟法上第三人訴權認定之發展為題，文中除介紹實務、學說對於行政訴訟之功能、附第三人效力處分以及訴訟權能概念所為之相關見解外，亦輔以比較外國法針對本議題之發展概況，本文最後則將提出(新)保護規範理論未來可能之改良模式，期使我國人民之訴訟權保障更加周延。

叛逆的天空：黃華昌回憶錄【增訂新版】

為了解決9月日文的問題，作者蔡焜霖,吳水燈,盧兆麟,陳英泰,王春長,陳孟和,王文清 這樣論述：

　　戰後七十年 　　不同的深刻記憶 　　不屈服於強權的生命史 　　 　　黃華昌，竹南客家人，自稱戰後台灣第一號思想犯、變調的特攻隊員。 　　 　　日治時代，14歲考上少年飛行兵，搭乘「富士丸」赴日，遭魚雷攻擊，逃過一劫。抵達日本後，16歲接受特攻隊各種訓練；戰後，戰敗國變成戰勝國，輾轉流浪原爆後的長崎。17歲返台，對「祖國」的希望變絕望，參與二二八，之後逃亡1年。為了打倒國民黨，20歲加入地下組織，準備前往中國，接受佳木斯航空訓練，解放台灣，計畫未成；21歲被捕，火燒島坐牢10年。 　　 　　原著日文全文35萬字，由7位跨語言世代的白色恐怖受難者接力摘譯，文筆絕佳。 　　 　　20

04年6月漢文版初版、2005年9月日文初版，早已絕版；應無數讀者要求，勘校、加註，戰後70年，印製修訂版。 　　

我國財報不實之實證研究—以損害賠償計算方式為中心

為了解決9月日文的問題，作者安真漢 這樣論述：

我國在證券交易法上僅就第157之1條規定了內線交易擬制損害賠償計算方式，其餘如財報不實等則未有明文規定，故學術界與實務界多有討論。而當發生證券交易法上財報不實情事時，原告之損害為何？應如何計算損害賠償？實為一大難題，蓋財報不實訴訟具有以下特徵：損害賠償額之認定極為複雜以及具有高度不確定性。參考國內外對於財報不實損害賠償計算之看法有所不同、我國法院認定方式亦不一致，然總結而言基本上可歸納為毛損益法與淨損差額法。本文以為，究應採取何種見解，須從損害賠償之目的：填補損害與嚇阻不法思考此一問題。本文之研究，將先由我國既有之規範開始探討，並以美國法為主介紹比較法之相關規定，接著針對我國法院涉及財報不實

損害賠償計算之判決進行實證研究，試圖尋找我國實務之主流見解，最後透過法律經濟分析方式檢視現行法律適用情形及缺乏效率之處，並綜合以上內容闡述個人想法、試圖提出一適合我國之損害賠償計算方式，以供學術界與實務界參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