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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省我國匯兌機構之監理架構—以系統性風險控管為中心

為了解決TD 現金餘額的問題，作者朱瑞翔 這樣論述：

  本文從系統性風險控管的角度出發，針對我國現行法制下匯兌機構監理之問題，從風險控管的角度切入分析，探討我國規範之監理密度是否能對應至規範客體之風險程度。確立規範修正的必要性後，再藉由美國法以及歐盟法的立法設計，觀察對於相關議題有無不同的規範模式，並從中找尋最能在風險控管與產業發展取得平衡的規範架構，以作為我國匯兌法制的修正建議。   於第二章，本文從資金移轉體系的演進出發，整理出若欲發展資金移轉業務，首先必須建立使用者的「信任」。而法規範便可以作為信任建立的一環，透過相關管制與要求，加強使用者對於資金移轉中介機構之信任。然而，在此尚須兼顧業者發展的可能性，避免為建構信任，而過度抑制業者的經

營。基於此立場，觀我國匯兌實務的發展現狀，發現取得牌照者的經營狀況並不佳，而多數業者亦不希望在此牌照制度下經營業務，因此本文即欲檢視我國規範上的設計，是否符合監理的必要性。透過諸多實務發展現象、實務上著名的案例，整理出體系面、定義面以及管制面中，值得進一步討論的疑義。   於第三章，主要欲探討匯兌法制之監理目的，其中先回歸系統性風險理論的介紹，包含定義、產生的流程以及相關針對系統性風險的監理規範。再以系統性風險程度為中心，討論匯兌業務所具備的系統性風險，並作為差異化監理架構建立的基礎。於體系面著眼銀行業務與匯兌業務之系統性風險程度差異，分析我國現行法制架構下的區分標準，是否足以區分風險程度以對

應至兩種牌照的監理密度差異。於定義面則著眼匯兌業務下不同服務提供模式間之系統性風險程度，討論各該業務類型之要件設計是否妥適。於管制面將基於匯兌業務所具有的系統性風險程度，分析現行採取之管制手段是否為達到規範目的之最小限制手段。   於第四章，分析美國法對於匯兌業務的監理架構，當中發現主要的機構監理要求設計於州法層級。本文即針對統一州法委員會所訂之資金服務法以及美國各州的資金傳遞法一併介紹。於美國各州州法下，立法目的雖然與我國法制相類似，但對於規範客體的區分監理標準卻與我國法有所不同；在管制手段上，亦有不同於我國的設計，即便是相類似的管制手段，也採取不同的管制程度。從立法設計上的不同，亦能反應出

美國州立法者對於匯兌業務風險認定上與我國之不同。   於第五章，介紹歐盟法下匯兌機構將受到的監理架構。其主要透過支付服務指令（PSD2）以及電子錢指令（2EMD）共建匯兌機構的規範要求。其中不涉及發行電子錢行為的機構，將受到PSD2的規範，反之則受到2EMD的監理。在立法目的上，兩指令均採取與我國相類似的設定，但於規範客體範圍的劃分卻不同於我國法的設計，豁免標準的訂定也透過與我國不同之方式，區分匯兌機構所受到的監理密度。另外，於管制手段的面向，歐盟法在手段的類型上雖與我國相似，惟管制的密度卻遠低於我國。綜上述可推知，對於匯兌服務的風險評估，歐盟法與我國法有相異的見解。   於第六章，本文將綜合

前兩章對於比較法的介紹，並以系統性風險控管為中心，自我國法之體系面、定義面、管制面疑義依序分析。首先在體系面的部分，針對儲值款與存款的區分、匯兌業務的金額限制、電子技術之限定，美國法與歐盟法的設計大抵相同，均是回歸銀行業務與匯兌業務本質上的風險差異進行設計，本文建議改採比較法的立法模式。再者於定義面的部分，關於代收代付業的監理區分標準，本文建議採取歐盟法的設計，透過商業代理人例外加上小額牌照制度劃分系統性風險差異；在儲值業者的監理上，針對多用途支付使用要件的設計，本文建議採取美國法與歐盟法共同的立法技術，透過不確定法律概念搭配主管機關具體化該要件的方式作為區分標準，同時建議採取歐盟法中另外設計

的豁免業者通知義務，以衡平可能因業者資金規模而升高的系統性風險；電子支付帳戶間款項移轉業務的「非基於實質交易」要件，則基於比較法研究以及風險控管的考量建議刪除。最後針對管制手段，本文建議首先可以引進營業保證金，搭配最低資本額共建市場進入門檻，另外建議刪除準備金要求以及投資限制當中的投資比例限制。並應將整體的市場進入門檻、資本要求金額降低，且採取浮動式的設計，以合乎風險控管的比例性。   以上即為本文對於現行法制的建議，希望可以透過上述的修正，令我國得以建構一個符合風險控管目的之一般性匯兌機構條例。並且在此條例的監理下，達到平衡風險控管以及產業發展的目標，創造一個適合匯兌業者經營業務的法制環境。

國家資本主義的市場治理與監管沙盒：中國大陸冠軍私有企業發展的案例研究

為了解決TD 現金餘額的問題，作者鄭家琪 這樣論述：

本文試圖回答：何以在政府管制能力強、政策主導性高以及國營企業具有政策優勢的情況下，大陸經濟體系中何以會出現具有高度壟斷性質的私有企業？如果大陸經濟環境有著「國營企業優先」的政治啄序，那何以這些私有企業能夠翻轉這種國營企業優先的政治啄序？為此，本文將探討中國國家資本主義之下國家是如何去選擇「具潛力企業」（又稱目標企業、冠軍企業）？說明整個選擇與發展的機制的運作過程，並闡釋創新過程的制度真空會如何影響既有制度。本文將以中國國家資本主義的基礎，並提出「具雙向試驗性中國國家資本主義」與「監管沙盒模式」作為分析概念，並據此推展中國大陸創新產業發展的政經選擇機制，在研究設計上，將以阿里巴巴、華為作為個案

，找出兩者成為冠軍私有企業的制度因素。在個案分析中，本文發現兩者之所以能夠超越其他競爭者，主要原因在於：1. 企業的創新、技術實力產生市場競爭優勢。2. 不受國資委的監管限制，私有企業比國有企業更有經營的彈性去完成政策任務。3. 個案在「監管沙盒模式」中的新商業模式、產品或技術有助於中央政府建構出新的監管方式，並得以強化對市場管理的能力。本研究認發現，私營企業在地方層級運用創新而快速發展之後，當其符合整體國家策略扶持的標準，此時，中央政府將改變市場資源分配，以此來支持新行動者成為冠軍私有企業，並賦予其作為政府與市場之間「輸送帶」的角色，以強化國家的市場管理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