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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國兩制下的中港關係（1982-2007）－從整合理論的角度分析

為了解決cpc多少合理的問題，作者張仕賢 這樣論述：

一九八四年，中英聯合聲明簽署，中港關係有了新的開始。在前過渡期，中英雙方關係基本上是融洽的，中英雙方基本上是以合作為主。中共確立以一國兩制作為理論基礎，透過制定香港《基本法》實現一國兩制的對港政策，成為這個時期中共對港政策的重點。六四事件後，中共對港政策出現改變。在制度面上，《基本法》在未來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制度設計上，突顯了中共的意志與對香港民主化的懷疑。六四事件確實影響了中國對香港的態度，而中國透過《基本法》樹立起未來香港特別行政區的政治架構。 香港回歸後，香港的政治氛圍與港英時代不同，隨著港人治港的政治訴求在香港落實，港人要求特區政府能對香港人民負責。然而一場亞洲金融風暴，港人積累

對特區政府的不滿，北京重新審視對港政策，改採主動介入策略。香港遭遇金融風暴的襲擊，經濟受到嚴重打擊，北京及港府為了挽救香港的經濟，加速香港與中國的經濟整合成為必要的方向。面臨亞洲金融風暴、SARS及港人對港府的信任度跌落谷底的情形下，北京方面為了挽救香港經濟以及董建華在香港的威信，毅然決定與香港簽訂CEPA，透過經濟上的整合，試圖復甦香港經濟。在CEPA的簽訂與談判過程之中，對北京與香港雙方都有利及各有考量的情形下，談判過程可謂順利。CEPA的簽訂也標示著中港雙方的經濟整合由市場自行整合擴散到了政治菁英的合作。經濟整合在雙方互蒙其利的情況下進展快速，CEPA的各項補充協定也陸續出爐，加速中港的

經濟整合，亦使香港經濟逐步內地化，香港經濟已不可能脫離中國，故在經濟的整合上，中港之間可說日益密切。回顧本文，吾人可以發現整合理論在中港整合過程中的適用性與侷限性。從整合理論的三個面向：聯邦主義、功能主義、新功能主義來看，聯邦主義主要適用在一國兩制以及《基本法》的制定過程上。從功能主義的角度來看，在整個中港的整合過程中，似乎只有前過渡期由於中英雙方的關係較為平穩，故雙方在經濟面上的合作才能擴散到政治的整合。而後過渡期與回歸之後，儘管雙方在經濟整合的步伐上從未停止，經濟的整合似乎並未有效地擴散到政治面，故從功能主義的角度來看中港整合，似乎侷限性大於適用性。最後，從新功能主義的角度來看，中共的政治

菁英對於中港整合的態度較為一致，而在香港的政治菁英方面，除了民主派的人士之外，對與中共進一步整合的態度基本上是支持的，中港政治菁英的態度使中港整合更加快速，故新功能主義的適用性大於其侷限性。最後，筆者認為，綜觀整個中港關係可說分成制度、政治與經濟整合三軌進行，制度建立、政治整合失敗但經濟整合成功，可說是自一九八○年以來中港關係的總結。未來的中港關係可能亦會如此發展，即港人對進一步與中國的經濟整合充滿期待與信心，但對政治整合則敬謝不敏。因此，對北京與香港的政治菁英而言，如何將經濟整合的成果再次擴散到政治面，重拾港人對一國兩制的信心，加速中港之間的整合進程，才是北京與香港雙方要思考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