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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自主啟動民主：巴西地方治理與公民社會的轉型

為了解決experiment縮寫的問題，作者拜歐奇黑勒席爾瓦 這樣論述：

　　這是個有洞見、精巧與有說服力的論證，《如何自主啟動民主》對於政治理論與比較政治有著精彩的貢獻。透過對於巴西二十年來參與式預算實驗的書寫，拜歐奇、黑勒與席爾瓦捍衛著民主的重大承諾：將公民從侍從轉為自我治理的行動者，讓他們施展他們的人類力量，將政治指向共善的方向。 作者簡介 拜歐奇(Gianpaolo Baiocchi) 　　布朗大學(Brown University)的社會系副教授，他的著作包括Militants and Citizens: The Politics of Participatory Democracy in Porto Algre(史丹佛大學出版，2005)與Rad

icals in Power: The Workers’ Party and Experiment in Urban Democracy in Brazil(2003)。 黑勒(Patrick Heller) 　　布朗大學(Brown University)的社會系副教授，他是Social Democracy in the Global Periphery: Origins and Prospects (2007)的共同作者，他也著有The Labor Development: Workers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Capitalism in Kerala,

India(1999)。 席爾瓦(Marcelo K. Silva) 　　巴西南大河州聯邦大學(Federal University of Rio Grande do Sul)的社會學與鄉村社會學的副教授。   前言 縮寫說明 導論 評價參與式民主 「人民參與的勝利」 地方政府與民主轉型 參與和民主深化 本書的結構 第一章　公民社會與在地政府 邁向一個關係式的分析架構 邁向一個對於公民社會的關係式解釋 超越制度與社團的區隔 真實的公民社會 中介的機制 參與的模式 第二章　巴西在地民主的崛起 威權的過去 想像在地民主 民主的轉型 在地的民主創新 啟動式的在地民主

第三章　評斷參與式預算的影響 三個研究的邏輯 案例說明 參與式預算的影響 結論 第四章　經過設計的代表 「作為政府所面對的挑戰」 參與式制度的基本特徵 葛拉瓦塔的參與式預算 參與式預算：裘奧孟雷維德的情況 參與式政府：卡瑪拉吉貝 毛阿的參與式預算 結論 第五章　為公民社會開創空間 1996年的公民社會99 公民社會的影響 侍從主義的繼續 運動民主 平權政治的建立 中介的平權民主：卡瑪拉吉貝 直接平權民主：葛拉瓦塔 動員民主：裘奧孟雷維德—邁向社團的自主 去動員：毛阿公民社會的緊縮矛盾 結論 結論 啟動式的參與式民主 巴西之外 參與的可塑性 在地能力與偏好形成 政治能動性與新聯盟 啟動與計

畫 把公民社會帶進來 附錄 附註 參考文獻 索引 前言 　　我們並不打算寫一本關於民主如何被啟動（bootstrapping）的書。正確地說，我們想探討參與式預算（Participatory Budgeting, PB）這個參與式民主的知名例子，而且在實證的層次上檢驗它。這個檢驗最重要的是檢視那些發生在文獻預測上看起來不會發生的地方，但卻獲得成功的參與式預算個案。起源自1980年代晚期的巴西，參與式預算是一種理念，認為民眾可以而且應該在他們所居住的城市中的預算制定扮演直接的角色。雖然這個理念非常簡單，但是魔鬼卻藏在實際運作的細節裡。我們發現參與式預算帶來不同的結果，而本書試圖整理這些結

果，並且利用這些發現，具體地指出建立參與式民主的地方制度的可能性與面對的挑戰。回顧起來，在所有我們的發現裡，最讓人驚訝的就是在地行動者在設計不同的參與式預算模式時，展現了高度的創造力與聰明才智。在這些個案中，我們發現名符其實的參與式預算模式被建立，在地行動者與國家部門（行政人員、政治人物與技術官僚）熟練地採取一個廣泛流傳的國家「藍圖」，並且根據在地的情況加以改造。在描述這個現象時，我們的經驗是最好能夠用一個讓人印象深刻的用詞來指涉它。「啟動」（bootstrapping）在英文中代表運用少量的起始資源而達成較大與重要的成果，在資訊工程中，這個名詞意味用一個小程式乘載（「啟動」）一個作業系統。1

在商業裡，這個名詞代表運用低額的創業基金的企業家精神。在薩伯爾（Charles Sabel）（2004）所運用的發展理論中，這個名詞被當成一個比喻，用來指涉建立一個有能力持續調整制度的過程，「在此制度中，每一個動作都啟發著下個動作」，而這樣的制度也從社會學習中獲益（7）。薩伯爾關切這種利於成長的制度，而且他認為這種具有啟動作用的制度「是發展的結果，也是發展的起點」。（7） 　　我們借重以上幾種不同用法的精神，特別是把「啟動」看成某種社會學習之動力形式的概念。參與式預算不是某個模型或是藍圖，而是一個由社會運動與過去十年的地方政府實驗者所發展的各種參與式實踐與理念的總和，以及適應在地條件的制度性

過程。如同我們所見，啟動民主有著更為擴充的意義，假定某種雙重的能動性：一方面，依照一般的用法，這個名詞代表著問題解決（problem-solving），以及特別是對於如何將在地公民社會納入協調地方政府的工具性回應；另一方面，與一般的用法不同，這是一個讓公民賦權的道德與政治計畫。 　　可惜的是，由於這是英美特有的詞彙，「啟動」一詞可能會影響我們表達的流暢性。當我們想到這個用詞時，我們的第一個反應是在葡萄牙語中沒有明確的詞彙，可以對應本書所使用的啟動者（bootstrappers）。對於他們，我們感到十分抱歉。我們考慮更多熟悉的拉丁用語，像是「發明」（inventing）、「設計」（design

ing）與「創造」（creating），但是我們認為這些詞彙在英文中更容易聯想到實驗室、象牙塔、辦公室或工作坊裡不帶感情的觀察者，而不是巴西城市中的地方政治的競逐場域。巴西的用語“dar um jeito”（就是「找個方式」的意思）正確地捕捉思想創新的意義，但是卻有些貶意而且強調非正式的部分。我們想要某個名詞，既能觸及潛能，又能涵蓋建立民主制度無可避免的混亂、衝突、策略計算與原則性的實用主義。在我們的用法中，特意不只強調為了讓參與式預算運作的新方式與設計，我們也關注新的結盟，巧妙地讓國家與公民社會之間的界線變得模糊不清，而這是真正的參與所不可或缺的。確實，我們發現的是，對於參與式預算建築師的最

為重要之物，正是在「把公民社會帶進來」以及保存公民參與的自主邏輯與能量之間找到正確的平衡。 　　環境如何引導由下到上的民主深化是一個很重要的問題，這個問題的相關性更是不僅限於拉丁美洲的「粉紅浪潮」（pink tide）國家。正是這個原因，我們想要一個強調面對困難時的能動性的書名。從我們的觀點來看，社會科學最讓人挫敗的診斷，就是斷定民主的賦權必須存在某些先決條件，而這些先決條件都是來自對於西方民主國家的發展軌跡的考察。而在事實上，我們也可以指出過去二十年絕大多數的民主創新，都是發生於「低度發展的民主國家」中。而且，儘管本書裡的故事並非建立參與的藍圖，也不是從外部所造成的改變（其實恰好相反），這

些故事讓我們對可能的情況有更廣的想像，包括一個從南半球出發而向北半球傳遞的想像。畢竟，用社會理論家同時也擔任過巴西部長級官員昂格爾（Roberto Unger）的話來說，有意義的社會變遷就是「粉碎脈絡」（context-smashing）的改變。2 　　本書從思索與研究設計開始，但是本書的完成，包括讓學術研究變成一個探索的過程，有賴許多人大大小小的幫助，因此無法在此一一就他們提供的幫助致謝。在機構方面，我們獲得布朗大學（Brown University）、Rio Grande do Sul的聯邦大學（Federal University）、華生國際研究中心（Watson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與巴西國家科學研究委員會（Brazilian National Council on Scientific Research, CNPQ）的支持，並從世界銀行（World Bank）得到慷慨的經費。所有的研究因為我們在巴西的非營利組織夥伴而變得可能：愉港（Porto Alegre）的CIDADE、聖保羅（Sãn Paulo）的POLIS以及勒希非（Recife）的ETAPAS。個別的市級行政官員在適當的情況下接受我們的訪問，而訪問有時要花上好幾個小時。巴西的研究團隊，包括Ana Neri dos Santos、Charice Barreto L

inhares、Cristiane Vianna Amaral、Daniela Oliveira Tolfo、Georgia Christ Sarris、Isabela Valença Vaz、Roberto Rocha Coelho Pires、Tatiana de Amorim Maranhão，他們用完美的專業主義與固執的決心完成他們的工作。 　　我們獲得許多來自學術界的幫助。我們主要的幫助來自於喬德胡理（Shubham Chaudhuri），他協助這個計畫的發展，在他因為工作所需離開之前，與我們在計畫早期有所合作。他將城市配對的想法在巴西的小型家庭工業（cottage industr

y）滋長，我們原本也希望能在研究的後期仰仗他的能力。我們也要特別感謝伊凡斯（Peter Evans），他參與了這個計畫的每個階段，以及史丹佛（Stanford）大學的編輯Kate Wahl所提供的支持與深刻的建議。我們的手稿從Phil Oxhorn、Michael Walton、Rush Alsop與André Herzog之處得到許多有用的意見，他們在研究早期給予我們反饋，而我們特別受益於Michael Walton對於本計畫的支持。一路下來，我們從非常多的同事得到深具洞見的評論與建議，像是Dietrich Rueschemeyer、Richard Snyder、Sonia Alvarez、

Jeff Rubin、Millie Thayer、Agustin Lao Montes、Vijayendra Rao、Adrian Gurza Lavalle、Brian Wampler、Einaar Braten、Judith Tendler、Christian Stokke、Olle Tornqüist、Jonathan Fox、Leonardo Avritzer、Erik Olin Wright、Archon Fung、Frances Moore Lappe、Sergio Baierle、Regina Pozzobon、Marcus Melo、Roberto Pires、Peter Sp

ink、André Herzog、Peter Houtzager、Michael Kennedy與John Markoff。我們很幸運在布朗大學與一些很棒的研究生合作，我們特別感謝Diana Graizbord、Esther Herández-Medina和Jennifer Costanza。如果沒有CNPQ給席爾瓦的博士後獎助，與華生中心給他一年的學術收容，本書的完成是不可能的。 　　本書第五章所發展之論點的早期版本被刊登在Social Forces（2008）。一些第四章所報告的發現也可以在由史托克（Stokke）、童奎斯特（Tornqüist）與韋伯斯特（Webster）（2009）所

編的書中看到。   導論 評價參與式民主 在現代社會中，很少有一個理念比民主來得更具爭議性。事實上，如果我們對於民主有任何的共識，那就是民主的意義被一而再、再而三地重新定義。近來，參與式民主（participatory democracy）的理念再度獲得重視，這個理念的發展可以追溯到亞里斯多德（Aristotle）對於民主最為古典的想法，而此一理念也週期性地在盧梭（Rousseau）、帕特曼（Carole Pateman）與近來的哈伯瑪斯（Habermas）等人的作品中被重新討論。對於應該將民主定義為一套代議制度，或是定義為一套接近關於民主的意見與意志形成之規範性理念的優質民主實踐，已經成

為辯論的兩極。夏皮羅（Sharpiro, 2003）清楚地總結加總式的民主理論與審議民主理論兩者的差異。夏皮羅指出加總式理論關注於個人的偏好如何相加，強項在指出證據與立基於許多關於形式民主的實證研究（而且是主流政治學的中心議題），參與式民主則長於理論與道德哲學的打底，但是在證據與實證檢驗上則較為薄弱。儘管參與式民主獲得相當的關注，1這樣的關注卻是奠基在斷裂與脆弱的實證基礎上。相關文獻著重於參與式民主成功案例之豐富、脈絡化與極具教育性的說明。2然而，絕大多數案例所根據的實證發現都為兩個限制所苦。第一、我們很難實際區隔參與的效果，以及確定參與如何及為何會造成影響。第二，由於許多文獻仍陷入作出規範性

結論以及和代議機制相互競爭的立場，使得這些文獻經常忽略對於參與式實踐與國家制度之間關係的檢證。 重拾對於參與式民主的興趣來自於現實世界中的各種努力，這些努力涵蓋許多層面，從透過日常生活的參與讓國家行動者更為權責相符，到透過廣泛的動員奪回由菁英掌控而且名存實亡的民主體制。理論上來說，這些努力是任何民主社會持續、必備與重要的層面，在各種的制度中開展，並透過多樣的爭論模式進行。學者們之所以會越來越注意到參與式民主這個概念，是因為我們現在可以指出越來越多的案例，特別是在南半球，政治與社會行動者合力將這些民主發想轉譯為公民參與的制度化過程。這些參與式治理的實驗採取各種的形式，有著不同的規模，也涵蓋相異的

領域。有些是高度地由組織推動，而有更多則仍在草創時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