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 集體主義 例子的問題，透過圖書和論文來找解法和答案更準確安心。 我們找到下列股價、配息、目標價等股票新聞資訊

法律是什麼?法哲學的思辨旅程

為了解決中國 集體主義 例子的問題，作者長谷部恭男 這樣論述：

如果法律是社會正義和道德的底線， 我們更該想想，法律究竟是什麼！ 審訂、導讀  吳豪人  輔仁大學法律學系教授 專文推薦  周伯峰  政治大學法學院副教授   推薦 王鵬翔  中央研究院法律學研究所副研究員 林繼文  中央研究院政治學研究所研究員 莊世同  台灣大學法律學院教授 黃舒芃  法律學研究所特聘研究員 日本憲法學權威以日常生活的例子，從「人應如何生存」的角度出發，探究「國家」與「法律」的意義與價值   東京大學法學部教授長谷部恭南爬梳霍布斯、洛克、盧梭、康德的社會契約論傳統，闡釋人類成立國家的目的，包括維繫和平的社會生活、保障個人的權利與財產、重拾個人的自由，以及建立客觀的

法秩序。 以社會契約論導出的憲政主義為基礎，他接著介紹凱爾森、哈特、德沃金的學說，探討法律究竟是什麼，法律與強制力和道德之間的關係，法治的意義及其極限，並說明國家藉以存在的憲法與國民之間的關係。 最後，他解釋為了制定法律，大多數國家所採行的民主政治的運作原理，以及該如何防範多數決的錯誤。以蘇格拉底接受民主雅典的死刑判決為例，他以思考「人民是否有遵從法律的義務」作結。 思考「法律是什麼？」這個問題是一種培養公民力量的過程，而透過思考批判的能力培養過程，公民才不會淪為國家機關以「法律」為名進行奴役的對象，才夠格當一個國家主人。 ─—周伯峰  政治大學法學院副教授   長谷部教授的公民社會論，無論

在日本或台灣，都有很重要的當代意義。原因之一，是因為如今的公民社會所面臨的敵人，並不只是戰前般無所不至的國家權力。冷戰結束之後的新秩序，使得現代國家，幾乎毫無例外地必須在帝國主義與跨國資本的雙重箝制之下，放棄相當部分的主權。愈缺乏政治文本、公民社會愈不發達的國家，讓渡給帝國與跨國資本的主權愈多─—此處所謂的主權讓渡，說穿了就是讓渡公民的各種權利。 ─—吳豪人  輔仁大學法律學系教授

中國 集體主義 例子進入發燒排行的影片

由新冠肺炎疫情治理看臺灣與法國的政治社會價值觀異同

為了解決中國 集體主義 例子的問題，作者曹芸瑄 這樣論述：

一、研究背景： 2019年12月，中國武漢爆出前所未見之不明的病毒性肺炎，其後被研究指出為由嚴重急性呼吸系統綜合症冠狀病毒2型（SARS-CoV-2），世界衛生組織將其命名為2019新型冠狀病毒（Novel coronavirus, 2019-nCoV），或稱COVID-19。位於武漢華南海鮮市場內的各種野生動物交易被懷疑是導致此次疫情的罪魁禍首。截至2021年6月，已造成全球確診病例數破億人，三百萬以上的死亡人數紀錄。 2020年1月30日，世界衛生組織宣佈為國際公共衛生緊急事件（USPPI），同年3月11日，世界衛生組織確定COVID-19不僅僅是一種簡單的流行病；它被正式承

認為是真正的大流行病。傳播之疾速是本世紀前所未見，更從疫情中心點的中國演變成近代規模最大的一場全球隔離行動，牽動著全球局勢演變。 臺灣在2020年1月21日出現首宗新型冠狀病毒確診個案。1月23日，中國政府宣佈武漢、黃岡、鄂州等多個湖北城市陸續「封城」，限制公共交通出入。但因適逢中國農曆新年假期，潛在病人早已散佈到在世界各國，疫情已變得難以管控。臺灣的疫情從二月開始持續擴大，三月因歐美國家疫情爆發，回國者人數增加，導致確診人數上升，引發第二波疫情高峰，直至四月中，臺灣的新增案例已轉趨減少。2021年6月30日，臺灣確診個案為14389，605人死亡。 法國的疫情在一月底開始出現確診

病例，二月達到高峰，在2020年1月24日出現首宗新型冠狀病毒確診個案。隨著2月21日義大利北部的疫情快速擴散，法國的確診人數出現明顯增加，政府開始重視此次疫情之嚴重，接連發出相應政策。直到五月初，疫情的增長曲線才呈現緩和趨勢，5月11日開始解除封城。然而在暑假過後疫情回溫，出現第二波浪潮，10月30日再次出現封城。2021年6月30日，法國確診個案為5,826,278，111,068人死亡。 從以上情況可以看出臺灣和法國在疫情發展上的差異，這種差異通常與文化、語言、一段特定時間、地域相關。我們在做疫情分析時，發現臺灣人和法國人會對同一件事情有不同的表現與行為。這很可能是因為人們長時間受

到文化的影響與發展，便形成了不同的特質。而且當生命受到迫害時，我們能夠知道各個國家在面對未知的疫情危機時所表現出的真實情感與態度，一場瘟疫是讓國家繁榮華麗外表下隱藏的情感全部湧現的最好方法。 因此筆者根據跨文化心理學之父哈利．C．泰安迪斯（Harry C. TRIANDIS）的個人主義與集體主義理論為基礎，他主張，個人主義和集體主義之間沒有必然的相對性，正視了文化內的多樣性，即兩種構面同時存在的可能性。 筆者除了在臺灣成長與求學之外，從小在香港長大生活超過10年，大學曾在法國里昂天主教大學以交換生的身分求學與擔任志工的經驗，在歐洲期間，遊歷了至少10個以上的不同國家，在這樣的成長經

歷下，文化衝擊與文化認同一直伴隨著筆者的生活。 而就讀研究所期間，世界上發生了這場牽連全球每一個人的COVID-19，臺灣的低確診率與死亡率被世界認為是防疫成功的國家之一，但是法國的確診與死亡人數卻遠比臺灣多出好幾倍。這其中的差異受到政府的決策、人民的價值觀以及文化養成所影響，因此筆者想藉著這一跨文化的研究來探討在嚴格防疫政策下的臺灣能帶給世界哪些值得學習的觀點以及臺灣是否也有值得向重視人權與個人隱私的法國人學習的地方。本研究將以全球化的視角出發，企圖瞭解臺灣與法國從經濟快速成長、交流頻繁到經濟蕭條、鎖國、限制出入境措施的趨勢下，探討「個人」與「集體」文化價值轉變的程度與可能性。以下為本

研究提出的具體研究問題1.臺灣與法國，在哪一方面的表現傾向於「個人主義」？2.臺灣與法國，在哪一方面的表現傾向於「集體主義」？3.探討社交距離的疫情處理政策，對臺灣與法國所帶來何種影響？ 二、第一章 本章三個小節(1.1, 1.2, 1.3)將敘述在疫情下的臺灣與法國在實施限制行動自由的相關政策中，不同面向所經歷的遭遇。 1.1將以歷史記憶與經驗（例如SARS、H5N1、黑死病、西班牙流感等大規模傳染性疾病）帶出臺灣與法國的入境管制預防和關閉邊界情況。臺灣因為有了之前SARS的經驗後，面對這一次的疫情來襲，馬上做出相對應的預防措施。而法國在這次疫情初期則被批評為反應太慢以及遵照國際

組織的指示行事。距離他們上一次的大規模傳染病已經是好幾個世界以前的事，而且法國每年都有因流感而過世的患者。所以面對這次的疫情，大多數法國人並未意識到它的嚴重性。在1.1採用了TRIANDIS的「成功歸因於能力」；「失敗歸因於外部因素（如任務困難、運氣不好）」來分析兩個成功與失敗背後的因素。 1.2則針對集體行動的限制進行探討，包含禁止集會、宵禁、封城、解封等政策對民眾的影響。這裡我們運用TRIANDIS 的「服從、責任和為團體犧牲是自然的」，「關注我群需求（強制性）」；「關注個人需求、權利、能力（合約）」。我們還針對臺灣的母親節和法國的聖誕節假期中，民眾外出慶祝的意願做一個比較研究。我們

運用了TRIANDIS 的「改變自我以適應環境，而不是讓環境適應自我」來分析他們的集體主義傾向。最後，我們也探討了兩國民眾對入境旅客的隔離措施政策，是否能得到各自的國民支持。經過一年的COVID-19後，我們發現法國的防疫意識已高出許多。可見大部分的法國人有從個人主義趨向集體主義的現象。 1.3則探討個人行動的限制，我們以臺灣的電子圍籬2.0和「疫止神通」聊天機器人與法國的StopCovid和TousAntiCovid等有潛在侵犯個人隱私風險的電子監控政策做一比較。從中探討民眾對於監控軟體的接受度。而我們在全球150個城市中最受到監控的調查中，發現臺北排名41，巴黎排名62。可見臺灣人普

遍對監控有很高的接受度。以兩國對電子監控的反應中，我們推斷出兩者都傾向於集體主義。這兩國都希望有一個安全（健康）的社會，政府可以擴張權力給民眾更多保護。三、第二章 本章三個小節(2.1, 2.2, 2.3)將敘述口罩在疫情下對於臺灣與法國的意義。 2.1以臺灣與法國在口罩政策下所衍生出的表層現象，如戴口罩所帶來的社交障礙、社會疏遠與身分辨識的困境作比較。且從口罩的佩戴上，我們認為臺灣人符合TRIANDIS在集體主義對目標的看法中提「個人和團體的目標往往是一致的」。此外，我們還發現臺灣人似乎更在意他人的觀感，當戴上口罩混入人群時，似乎會讓自己有種安全感，覺得被社會接納。至於法國抗拒戴

口罩的原因大多與自身相關，而非受大眾影響。根據TRIANDIS的理論中，他指出個人主義在「情感」以及「認知」的特質分別有：「情緒往往以自我為中心（憤怒），且持續時間長」，「關注個人需求、權利、能力（合約）」。 我們認為法國人各種抗拒戴口罩的行為中，是有個人主義的傾向的。 2.2則是從口罩所衍伸出來的社會事件中，觀察其深層意義：「利己」與「利他」的價值觀。例如口罩外交、混充口罩事件以及口罩的暴力事件。根據TRIANDIS的理論，臺法兩國在口罩外交方面都有個人主義的特質「當對方屬於內團體對上外團體時，情況只有一點不同」。雖然臺灣與法國的援助順序不同，臺灣屬於先安定內部動亂，再對國際伸出援手；

法國則相反。 另外，在臺灣三起混入大陸製的口罩的事件中，當政府把口罩的交易買賣權力釋放給社會後，就帶來了一定的風險需要民眾承擔。因為商人會受到成本效益和一些公共規範（即臺灣人普遍對中國製的商品不信任）所約束而做出不符合民眾期待的個人利益行為。這也就是TRIANDIS所提到的個人主義的其中一個社會行為的特徵：「受態度、個人、成本效益計算以及廣義的公共規範的約制」。 關於口罩所衍伸的暴力及抗議事件上，法國反對戴口罩的人數雖然不多，但是他們反對的理由各不相同，有些甚至具高度攻擊性，影響社會治安。這個情況和TRIANDIS的個人主義特徵有些相似（內團體的人被比外團體的人更具有異質性）。法國

要在公共衛生與個人自由之間取得平衡，仍會是個艱難的挑戰。而臺灣的暴力和抗議事件和法國相比則相對少了很多。這些事件的發生似乎都出自保護自己的利己行為，較為傾向個人主義。TRIANDIS分析個人主義與集體主義在「目標」的特質中指出，個人主義屬於「個人目標優先於內團體目標」，集體主義則是「內團體的目標優先或與個人目標重疊」。在2.2中，我們發現利己與個人主義中存在一定的共同點；而利他在行為上則較多的符合集體主義的原則，如「內團體的目標優先或與個人目標重疊」。 2.3以政策面看口罩的集權與分權供應對民眾的影響。如口罩是否該由政府全面徵用？強制戴口罩的政策該由中央政府或地方政府發布？ 在2.

3中，首先探討的是口罩政策以公平或平等分配的問題。TRIANDIS在個人主義與集體主義的「規範」中看出一些特徵，他指出，集體主義是「在資源分配中強調平等和需求」；個人主義是在「資源分配中強調公平性」。臺灣的口罩實名制中，每個人所能買到的口罩數量是相同的，並不會因為身分特殊就有優待，傾向集體主義。不過法國剛好相反，法國主張把口罩徵收後，優先分配給第一線的醫護人員，傾向於個人主義的作法。 另一方面，我們也向民眾對中央集權與地方分權的接受度做一個比較。中央集權方面：從民調中看到臺灣政府全面徵收口罩的支持度是隨著時間而上升的。但是當法國也同樣執行全面徵收口罩政策，卻引發了社會上的一些議題，如需要

頻繁與他人接觸的員警沒有足夠的口罩可用。在地方分權方面：臺灣的地方政府大致上是配合中央政府的決策。但是在法國，我們看到的似乎是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沒有很好的互相配合。例如口罩多次在運送的過程中遭竊。 四、第三章 本章將敘述在疫情下的臺灣與法國如何面對政府在疫情處理以及醫療衝突下所做的決策。 3.1關於在疫情期間出現的醫療爭議，如預防感染COVID-19的偏方、普篩意願及奎寧的爭議。 普篩事件中，我們看到兩個國家的個人主義與集體主義傾向。在臺灣，即使普篩對人民是有好處的，而且也知道臺灣的醫療制度上的缺陷，但是多數人民選擇漠視。反觀法國，政府受到民間的批評與壓力而開始實施普篩，這或

許代表著法國人在關乎到自己的權益時，會選擇出聲以爭取自己的利益。所以，我們認為臺灣在普篩這件事上是偏向集體主義；法國則是偏向個人主義。 關於使用奎寧作為治療COVID-19的藥物方面，我們看到臺灣不論是政治人物、醫療人士以及平民百姓，都完全遵照著專業的建議執行。這樣的情形在法國剛好相反，出現兩派不同的擁護者，一派是支持Didier Raoult提出的治療方法，另一派則是反對。儘管已有研究證實他的治療方式無效，法國仍然有民眾對他抱有好感。而我們再次以TRIANDIS的其他理論分析，這兩國的情況中，臺灣就像集體主義中「內團體內和諧是必須的」；法國則是像個人主義中「辯論、對抗是可接受的」。而且

，在目標的特質上，臺灣也較傾向集體主義「個人和團體的目標往往是一致的」。 法國則是傾向於個人主義的「個人和團體目標往往不一致」。 3.2將從疫苗的政策與施打率看民眾對疫苗的接受度與施打意願，以及政府和醫療界，甚至是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間的衝突關係。臺灣在2021年5月爆發的本土感染後，因為國外疫苗採購的不順利，導致國產疫苗被廣泛討論。甚至有醫學專家出面發表看法，但是似乎被政府企圖掩蓋。從這個例子上，我們看到臺灣政府似乎不容許出現有違政府意見的聲音出現。這個現象也和TRIANDIS所提的集體主義是「和諧導向」相似。 而兩國人民在接種疫苗的態度上，我們看到臺灣人對疫苗抱有個人的想法，例

如害怕疫苗產生的副作用、沒有施打的急迫性等等，已經與政府的目標漸漸相離（消滅病毒）。但在2021年5月後，因為臺灣爆發本土感染而導致施打疫苗的人數大幅增加。因此，我們認為臺灣在疫苗的接種層面，有從個人主義轉為集體主義的傾向。然而，法國雖然一開始也有個人主義的特質，但是很快地就偏向集體主義的特質：「反映相互依存關係的信念」。我們看到法國在接種疫苗的比例上，人民與政府的態度越來越有一致性，民眾與政府也呈現出，為了戰勝病毒而相互依賴的特質。 在研究尾聲，3.3將以台法的政治體系探討民眾對政府控制疫情的表現滿意度。我們認為疫情的管控其實是環環相扣的，缺少任何一方的配合或付出，都會使其中一方對其產

生不信任或導致管理失敗。TRIANDIS曾提到團隊目標在集體主義文化中運作良好，但使用於個人主義文化時往往造成社會惰化和搭便車的行為。 經過一年多的長時間對抗COVID-19疫情下，我們看到臺灣政府、醫療、民眾有團結一心，展現出相互依賴的傾向，對抗疫情似乎持續保持著很高的警覺性。但是臺灣從2021年5月開始，似乎和法國一樣在政府、醫療、民心都難以達到團結一致的狀態。所以我們認為臺灣民眾對政府管控疫情方面有從集體主義浮動到個人主義的傾向。而法國則是一直保持著個人主義的傾向。

冷戰、本土化與現代性：《蕉風》研究論文集

為了解決中國 集體主義 例子的問題，作者張錦忠,黃錦樹,李樹枝 這樣論述：

　　《蕉風》作為馬來西亞最具地位及影響力的純文藝雜誌，出版迄今六十七年，將其作為馬華文學與文化的研究重心可說是極其適合。而本論文集即以《蕉風》研究為主軸，共收錄十二篇研究論文，分別以「冷戰與國族想像」、「編者的身影」和「交流、反叛與變異」三大主題切入，探討《蕉風》所反映出的種種議題──那些關於時空脈絡的、文藝思潮的和國族建構的。

大媽們的冰與火之歌：廣場舞與中國公民社會

為了解決中國 集體主義 例子的問題，作者勵嘉道 這樣論述：

本研究以廣場舞團體作為研究對象來理解「國進民退」背景下中國的公民社會現況與後續展望。近來，廣場舞成為風靡中國全境的全民運動，被稱為「廣場大媽」的參與者，透過自我組織，孕育出眾多的民間團體，而這些廣場舞團體，呈現出了頑強的生命力與豐富的多樣性，這在對於人民結社與集會戒慎恐懼的威權體制，以及「國進民退」的社會大環境下，是值得進一步探究：廣場舞團體如何在壓抑公民社會的威權體制中生存？它們運用哪些組織策略？這些組織策略如何影響公民社會的性格以及與國家之間的關係？為了回應以上問題，本文將先討論廣場舞大媽的集體認同，他們如何定義自己，如何確立自己的組織認同，並形成與之對應的廣場舞團體原則與規範。接著，本

文將討論廣場舞大媽的結社藝術，說明他們如何利用威權的縫隙，自我組織而不被社會反對，不受政府壓抑，並贏得了集會與公共空間的使用權。最後，本文將廣場舞團體視為討論公共事務的地方，他們不只跳廣場舞，在集會的同時討論社區、國家乃至國際的大事，參加廣場舞團體如何形塑他們對於政治的想像。透過比較兩個廣場舞團體，本文發現兩個團體因為其背景，採取不同的策略降低國家的滲透和介入，在某種程度上重塑了公民社會與國家的關係，迂迴地獲得影響國家決策、追求成員利益和團體目標的權力。本文認為「國進民退」固然反映中國目前的政治動力，但是公民社會的韌性(resilience)不能被忽略，從廣場舞大媽的例子來看，「國進民變」反而

更能捕捉國家與社會的互動關係，增加我們對於國家與社會之間的關係的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