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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人的海外經驗與國族認同： 以鹿港王永宗家族為中心

為了解決林旼叡學歷的問題，作者李美蕙 這樣論述：

王永宗出生於日本來台的第一年，在漢人及日本雙重文化影響下成長，他的生命史貫穿日治與國民黨統治的二個時代。1920年代，他參與社會運動，而後移居中國15年，擁有基本的台灣人意識，但似乎還能與其漢人意識和日本認同並存。戰後，經過國籍轉換，王永宗逐漸揚棄中國認同，他粗淺的台灣人意識，則多少傳承給他成長於中國的孩子們。他年長的三個孩子王康緒（後更名「王宏」）、王斌斌（後更名「蘇琦」）及王康旼，從小成長於中國，但接受日本教育，二戰時期，他們接觸社會主義，因而擺脫日本認同。由於對社會主義的信仰，康緒和斌斌決定留在中國，其台灣人意識並未具主體性。王永宗較為年幼的三個孩子王康厚、王康德及回到台灣時年紀尚幼的

王康陸，雖說台灣是故鄉，卻又是如此陌生，在白色恐怖的氣氛，他們在國民黨愛國教育下成長。王康陸赴美深造，他才認識到台灣不斷受外來政權統治的原因，要擺脫宿命的枷鎖，必須將台灣人意識推至台灣民族。不同的海外經驗，讓王永宗所有子女都承受著國家認同的困擾。王家父子二代認同的轉折，有著國家暴力的痕跡，也有個人生命經驗的因素。深入探討具有海外經驗台灣人的生命歷程，就是探討現代人國族認同轉折的最佳例證，探討這段歷史，或許將有助於台灣人掙脫政治因素干擾，凝聚政治共同體的意識。

日治台灣警察與現代生活秩序的形塑：以違警罪的即決為中心

為了解決林旼叡學歷的問題，作者吳俊瑩 這樣論述：

本論文探討日治時期的違警罪如何透過警察與即決程序型塑現代生活秩序。違警罪是與庶民生活關係最為密切，基於對文明生活秩序的想像所設定的規範。違警罪所規範的並非惡性重大的犯罪行為，而是對於文明進步生活的想定，是以個人作為現代法律生活的主體，就身體的外顯行為；人與人的交往方式；個人與集體人群社會的互動；人與公、私空間的關係；人在空間中的交通移動；人與自然界的關係等面向，透過禁止與處罰手段建立文明與理性的生活秩序。違警罪最初由日本人引進台灣時，是以法定刑為拘留或科料（小額罰金）的違法行為來界定其範疇，實體規範散落於舊刑法違警罪、地方縣廳的「違警罪目」，以及日常生活的各種行政管制規則，內容包羅萬象，並搭

配即決制度而得由警察告發、處罰。1908年因日本新刑法施行所帶來的法制變動，台灣總督府制定了「台灣違警例」之後，違警罪的概念與範疇向「台灣違警例」收斂，該法的規範內容有承襲自殖民母國的原型，以及針對台灣在地統治問題所設定的規範。台灣的警察採分散式配置並維持高密度警力下，警察的可見性高，加上常態性巡邏與專案行動，違警罪取締強度雖有地域上的差異，整體而言具備深入都市與非都市民眾的日常生活的結構條件。從違警罪即決的趨勢來看，當平地治安獲得控制後，1901年起違警罪取締件數隨即攀升，除1910年代前半略有下降，取締強度持續成長，於1936年達到高峰，且台灣對違警罪的取締強度比日本本土及朝鮮都來的高。違

警罪是透過警察與即決手段，以禁止而非誘導性的方式推動現代生活方式，但在殖民的情境下，警察對違警罪的解釋適用、執行上不乏濫權的情況，此從當事人不服即決向法院聲請正式裁判的分析亦能獲得印證，加上執法時不免會出現的民族差別對待，皆影響著違警罪即決的成效，只能一時性地改變人們的外在行為，尚未完全深化為內心的道德觀；不過從戰後外省人對台灣社會的外部觀察來看，經過日本統治的台灣人在日常生活的公共性及衛生性，已有一定程度的提升。然而，透過警察推動現代生活秩序有其限度與限制。「台灣違警例」規範本身不僅「規訓過頭」而帶有殖民性；在警察政治陰影的籠罩下，違警罪亦被用於展現行政權威，作為推動政務的處罰手段，並且在1

920年代以後用被來壓制台灣人的政治生活，連帶使台灣人產生反感，模糊了該法屬於現代性的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