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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制度之發展

為了解決蘇聯共產黨英文的問題，作者余英時 這樣論述：

面向過去而生，是人類的唯一出路 這是有系統地敘述西方民主制度發展的一部通史 也是指向未來民主生活的路標   　　《民主制度之發展》延續《近代文明的新趨勢》的核心關懷，辨明了民主與極權體制的異同與發展。   　　余英時先生寫作本書時，正值自由世界與共產世界展開思想鬥爭的時刻。然而，弔詭的是，「反民主的一方卻反誣真正的民主世界為不民主，且自詡為進步的民主，這簡直是顛倒是非、欺世盜名」。遂促使余先生疾呼，「民主自有其客觀的標準與悠久的歷史，終不能為反宣傳所遮蓋」，從希臘、羅馬時代開始，歷經中古時代、宗教革命、專制時代，以至法國革命及十九世紀民主運動，撰寫出這部以民主制度發展為核心概念串連而成的通

史。   　　余先生指出，在兩千多年的歷史中，民主曾經遭遇不少的打擊與挫折，到了二十世紀以後更面臨種種威脅與艱險，也暴露自身的弱點與缺陷，但唯有民主國家與自由世界的團結，方能讓民主制度不被摧毀，永久長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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鄧小平時期的文藝政策及文藝產出

為了解決蘇聯共產黨英文的問題，作者林宸逸 這樣論述：

1942年毛澤東發表《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要求文藝必須為政治服務，此一政治基調自此成為中國共產黨指導文藝活動的最高準則。文藝也因而成為共產黨塑造意識形態和推行政策的重要途徑，毛澤東主政時期的中國大陸，文藝發展就長期受制於中共的政治發展。步入「改革開放」時期，黨國體制的略為鬆動和相對開放的社會環境，為中國大陸的文藝發展形塑不同既往的創作環境，中共也因時制宜地在政策制度上加以調整與創新，以及運用新的宣傳工具與手法。本文以中共相關宣傳政令為經緯，透過中共在文藝管理機構權責的改革、出版及電影製作發行體制的調整、文藝工作者的培育與待遇，兼及針對中國大陸當代文學小說、影像作品產出的內容進行分析，

期以梳理中共在1976年至1992年之間，如何運用文藝作品進行意識形態宣傳的微調與創新過程。

中國歷史研究的反思：現代史篇

為了解決蘇聯共產黨英文的問題，作者余英時 這樣論述：

知識人、知識分子始終是余英時先生筆下最關切的對象。 在中國現代史世局動盪的百年篇章中， 知識人呈現了何種面貌？是否真的改變了自身及其國家的命運？   　　從東漢士族、魏晉士風，到南宋朱熹的歷史世界，再到明清的士商互動，以及王陽明、方以智，還有清代的戴震、章學誠，清末民初的陳寅恪、胡適，余先生累積數十年的學術研究著作，構成了一幅中國知識人的圖譜。   　　《中國歷史研究的反思》旨在收錄余先生在台灣尚未發表或未收入專書中的學術文章，將原先散落於各處的珠玉合為一輯，是余先生浩瀚如海的著作最重要的「補篇」。   　　書名概念來自余先生獲頒「唐獎」漢學獎時的得獎演說講題「中國史研究的自我反思」。余先

生不僅是當代中國史研究的泰斗，更有意識地對中國史研究經歷的重大轉變及自身的研究進行反思，因而總能見前人所未見、在不疑處有疑。   　　現代史篇共分三輯：輯一與輯二聚焦於在中國現代史的巨變之下，清末民初的知識人如何救亡圖存，並擺盪在傳統文化與全盤西化之間；輯三轉而論述政治史，包括兩篇平議張學良的論文及一篇省思抗日戰爭勝利五十週年的長文。

情緒對外交決策之影響：以韓戰期間的中共與美國為例

為了解決蘇聯共產黨英文的問題，作者盧俊昇 這樣論述：

近年來隨著腦神經科學的進步，情緒與理性的二分法觀點已受到挑戰與修正。情緒與理性是不可截然兩分的整體機制，這樣的觀點已然衝擊各個研究領域，帶來一波新的「行為革命」浪潮，當然也為國際關係研究帶來了一波「情感轉向」或「情緒轉向」。從2000年開始，陸陸續續有國際關係學者開始倡議重視情感和情緒的研究，基於這樣一個重要觀念轉折的契機，本文嘗試以這波國際關係「情緒轉向」的研究成果，來探討情緒在韓戰的決策過程中扮演一個怎樣的角色。主流國際關係對於戰爭的分析，多半是建立在理性計算的現實主義視角上。理性選擇理論熱衷於把理性和自利的假設，廣泛運用於政治行為的研究中；但個體不可能全盤掌握到最佳可行決策中所需的全部

資訊，顯然人們不是完全的理性，自然也就無法達到經濟學中「效用最大化」的這一目標。換句話說，人是會犯錯的，會受到各種內在與外部因素的影響，進而做出各種不理性的決策，所以情緒也可能是影響決策者的重要因素之一。本論文採質化研究，以論述分析與個案研究做為主要核心研究方法，並透過Todd H. Hall的三種情緒性論述分析(情緒性陳述論述、情緒性挑釁論述與情緒性論述)，來分析韓戰期間美國與中共在決策過程中，是否受到情緒影響而做出不理性的決策。最後本文研究發現，無論是威權國家或是民主國家，其國內政治的激情往往會導致決策者上喪失在實際戰場上的理性判斷。從韓戰中美雙方的分析中可以發現，國家決策者與戰場指揮官的

判斷往往不一致：不論是美軍或是共軍的最終決策者，最終均決定聽從政治的激情而非戰場實際的情況。此可彰顯本文的論點：政治激情往往會凌駕於理性決策之上，進而做出不理性的決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