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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國樞文集 第十二冊：時論（一）

為了解決行政院副院長提名的問題，作者楊國樞 這樣論述：

　　楊國樞教授聲稱「我過去即是本著想做知識分子的熱誠，做過一些言論的工作。第一類的言論工作是時論的寫作。我除了心理學專業論文的撰寫以外，有暇也在報章雜誌發表時論性的文章。」從1972年起到1999年，楊先生在報上一共發表了146篇專欄，本冊精選121篇收錄，並經編校整併為106篇刊出。就專欄發表的年代而言，楊先生的專欄有33%在1970年代發表，在1980年代發表的有47%，顯示先生在1970至1980年代鼓吹臺灣民主社會改革的努力。 作者簡介 楊國樞教授（1932–2018） 　　一生致力學術研究、倡導政治社會改革與民主化。曾任教臺大、香港中文大學、佛光及中原大學心理學系，擔任生命線

協會、心理學會、心理衛生學會、亞洲社會心理學會理事長、中央研究院副院長。1998年當選中央研究院院士，2003年擔任教育部國家講座主持人。先生曾主編《大學雜誌》，參與國民黨與黨外公政會協商，創立澄社、擔任大學改革協會理事長、行政院教育改革諮詢委員兼教育理念與目標組召集人。 瞿海源／主編 　　曾任中央研究院民族所及社會所研究員、社會所所長、臺大社會系教授、澄社社長、報社主筆、民間司改會董事長、公視董事。   時論集序（十二 ~ 十五冊） 時論：報紙專欄 青年關心國是的幾個原則 革新選舉與徵聘大學生服務 革心與革新請勿因私而害公——也論私中、私小改為代用國中、國小的計畫

我們的一點心願——由科際合作促進社會科學在國內發展 怎樣走向「全民團結」—全民團結有三大礎石：容忍差異、機會均等、社會意識 人人都能成龍成鳳嗎？ 塔裡塔外：為拒絕聯考的小子喝釆 聯考之後——給考生與家長的一封信 管教態度與子女性格 讀我大學生活面面觀 從心理學的觀點談社會風氣的改革 幾項基本觀念的商榷 新孝道與新慈道 惡補與平等 開來重於繼往 從中國人的立場來瞭解中國人 地方選舉引起的感想 從大學青年的一些心態談起 社會變遷中的青少年問題 中國必須統一於「臺灣模式」 沉潛致遠．以小化大——當前幾項基本觀念的檢討 中國青年與青年中國——從當前青年的一些文化意識與思想動向談起 兩種典型．不同模式—

—心理評析．各具意義 肯定理性價值．民主是為愛國——由中泰賓館事件談若干政治人物言行的偏差 幾位教師闡釋現代師道 「大家關心生活素質」專文之三：生活水準與生活品質並重 從中國的歷史文化看臺灣的現在與未來 贏取安定和諧：以真正公平的選舉 元旦的願望 「瞻望民國七十年代」專文之八——開放的多元化社會 從張曼濤教授的逝世談起 以三民主義統一中國應自政府做起 衝動性凶殺案的特徵與對策 保持文武分治的優良政治傳統 社會情緒與政治活動——從一個心理學的角度談起 克服現代生活的適應困難我們需要什麼樣的民意代表——談良好民意代表的「守」與「為」 我們需要人文化的科技 臺灣還不是一個多元社會嗎 青年的人際關係

讓選舉成為：歡歡喜喜快快樂樂的事 提名輔選因勢利導．選民望治克盡全功：楊國樞分析候選人成敗．認為選罷法宜酌量放寬當前倫理的危機 教育部「二桃殺三士」 邁向民有民治民享的真正多元社會 心理病態與暴戾行為 我們需要銳意開創的新內閣 山窮水盡疑無路，柳暗花明又一村——試談黨外今後應有的一些作法 既要掃黑．也應漂白 理想化的防弊主義——剖析時下「防弊重於做事」的偏頗心態 青少年的心路歷程 防止青年價值觀念的軟化 從劉宜良案擷取教訓 涉嫌洩漏「軍機」案所洩漏的問題 如何適應資訊化社會 唯才是用落實法治 為蔣總統最近的談話喝采 中國人真不配實行民主嗎 革故鼎新．開創新局：人才的培育與起用 黨內外處理組黨問

題的上策、中策及下策 兩性社會的展望——兩性再教育 充實中央民意機構的基本觀念 從理性溝通邁向民主政治的坦途——訪楊國樞教授談當前政治情勢 從一封來信看國中教育 知識分子不可做政治幫閒 再談知識分子及其相關問題 民主風範與政治參與 三談知識分子及其相關問題自立救濟與社會運動何其多 概念人．思想人或行動人——楊國樞、葉啟政對談知識分子應扮演的角色 迎接政治蛻化的新紀元：解嚴後所面臨的三大政治習題 譴責暴力．探究背景 從「強人政治」到「常人政治」 運用民間力量增強統一基礎——對大陸政策的檢討 獨裁者是不需要民主女神的！ 我們為什麼要組織「澄社」——試談個人的一些認知與體驗 大陸局勢未來的可能發展

去留非個人問題．應勇於面對司法 對待臺獨問題應有的態度與作法 選民打抱不平刺激改革 期望是第一次也是最後一次——學生靜坐抗議活動的觀察與省思 我們需要什麼樣的「第三黨」？ 政爭聲中談兩大願望 這次國是會議不是雞肋 兩性性別角色差異與形成——從心理、社會、人文學看兩性的差異 我們沒有灰心的本錢——知識分子應繼續為促進民主發展而努力 胡適百年誕辰談此間知識分子的容忍精神 如何邁向充滿挑戰的民國八十年代——為中國時報「回顧與前瞻」系列而作 朝野政黨應堅持民主法治的道路——「四一七」遊行抗爭事件所引發的省思 辭職是明智的選擇 理性和平遊行之後：知識界仍應努力保持清流角色 對「李郝體制」的期望 談二二八

事件善後問題的幾個觀念 寧為觀念人：談知識分子的角色、功能——開明保守之辨與省籍情節解決之道 從新《大學法》到新大學課堂探索生死：透過對死亡的理解 積極瞭解生命可貴 「應讓培育人才體系翻個大身了」——「四一○」前夕我們的主張 超然．理性．致遠．篤學——澄社五週年的回顧與前瞻 加入新興宗教 務須睜亮眼睛 臺大哲學系事件 不是孤立事件高等教育應以學程制取代學系制 本土與西方的反思 學統與政統的抗衡：談學術與政治的關係，及中央研究院未來的展望 新臺灣社會的跨世紀願景——從當前四大問題的省思談起 知識分子與社會良知 培育人文與科技並重的新人類

行政院副院長提名進入發燒排行的影片

新時代舊藥方：以1999年全國司改會議的改革模式為中心

為了解決行政院副院長提名的問題，作者楊翕翔 這樣論述：

本文從改革會議模式的角度，重新檢視1999年全國司法改革會議的召開。為深入瞭解召開該次會議的歷史背景，將回顧現代型司法制度如何進入台灣，以及伴隨著此司法制度出現的法律專業社群，在會議前後與司改相關的行動與發展。據此，先介紹西方司法制度的引進與司法改革會議的歷史背景，從日治時期與國治時期的統治者將現代型司法帶入台灣談起，瞭解現代型司法制度的內涵以及台灣民眾理解下的司法運作。由於戰後台灣的現代型司法受到民國時代中國的法政經驗影響，故需回顧民國中國召開司法改革會議的情形，接著觀察戰後台灣的司改會議參與者－法律專業社群，在1999年全國司改會議召開前的相關發展。針對1999年的全國司改會議本身，則先

呈現審、檢、辯三方在開會前，各自提出的司改議題與主張，再詳細地回顧司改會議從籌備、召開、至會議結束的過程；從這些議題與開會過程可看見，與會代表彼此的相互角力，既爭權逐利也小心維護自身原有的地位，終於導致會議難以畢竟其功。為了解1999年全國司改會議的效用，在此爬梳該次會議後司法制度的變革與發展，復以1999年司改會議經驗，對照後來的2017年司改國是會議之會議性質、成員組成、開會方式、議決規則等，進而主張：司改會議成效不彰的因素，可能就來自於「改革會議模式」本身。總之，類似1999年全國司改會議的這種「改革會議模式」，實屬舊時代的產物，並不蘊含憲政架構下的民主機制與責任政治的要素，在台灣已然走

向憲政民主國家的階段，若依舊期待透過體制外的舊藥方，解決新時代的司改問題，可能有其結構性的困難。

老蔣在幹啥？從蔣介石侍從日誌解密1949大撤退

為了解決行政院副院長提名的問題，作者樓文淵 這樣論述：

　　1949年，國民政府為何從中國大撒退到臺灣？又如何大撒退？ 　　就從日記史料中一窺近代中國的關鍵年代！ 　　看看蔣介石一生中最感屈辱的1949年究竟發生了什麼事？ 　　這些歷史事件的發生，正是中華民國之所以在臺灣的緣由。 　　1949年的大撤退，是國民政府遭受的空前失敗。領導國民政府軍隊成功贏得抗日戰爭的蔣介石，為何在短短一年的時間內，被迫撤退至臺灣？ 　　2019年再回首時隔七十年的這段歷史，今人已難想像當時國、共雙方兵戎相見的緊張情勢，時任蔣介石隨扈的樓文淵，當時與部分同袍追隨蔣介石自南京引退至溪口，再輾轉隨同來臺，親身經歷過大時代的動盪。 　　樓文淵以當年的侍衛工作日誌為準，輔

以蔣介石日記，完整呈現1949年的時空。看似流水帳式的起居注，字裡行間存在的是許多細節，讓我們得以一窺1949年危局，了解當時錯綜複雜的環境與發生的事實。   作者簡介 樓文淵／編者 　　1930年出生，浙江蕭山人，17歲起擔任蔣中正隨扈，歷經十數年軍旅生涯後轉入文職，曾於高雄市政府、臺北市政府任事，也曾任國民黨黨史會（黨史館前身）副主委。平日對文史資料甚感興趣，並曾聯絡昔日追隨蔣氏之侍從人員，就所見聞撰文，輯為《感恩與懷德集：我們常在蔣公左右》一書，之後又陸續出版續集及三集，提供侍從人員眼中的蔣氏行誼資料，十分具有史料價值。   編輯凡例 編者序 導讀／劉維開（國

立政治大學歷史學系教授）   前言 一、引退前後（1949.01.01－1949.01.21） 二、溪口歲月（1949.01.22－1949.04.25） 三、危城上海（1949.04.26－1949.05.06） 四、增防舟山（1949.05.07－1949.05.16） 五、保衛台灣（1949.05.17－1949.07.09） 六、訪菲律賓（1949.07.10－1949.07.12） 七、蔣李會商（1949.07.13－1949.07.31） 八、出訪韓國（1949.08.01－1949.08.23） 九、坐鎮重慶（1949.08.24－1949.11.13） 十、再見成都（1949.

11.14－1949.12.31） 附錄 人名字號對照表   編者序 　　近年出版界相繼發行以一九四九年，即以民國三十八年為主題背景的文章或專著書籍，廣泛談論中華民國遭受空前失敗的經過情形，或以作者個人的觀點及記述為之報導；或以個人身經其事或遭遇的感受，為之抒文記述。兩者皆述及當時的世局與發生的事件，頗使閱讀者能認識相隔六十餘年前的往事，仍不無驚慄當時緊張情勢的感應，更瞭解到當時國、共兩方兵戎相見的大概。筆者曾因與部分同袍，追隨先總統　蔣公自南京引退而至溪口，再輾轉隨同來臺，復一再隨往大陸西南各地，或為親身所經歷，或為同僚所談述，或為報章雜誌所載，或為史學者之著述。筆者以桑榆晚景，在友好

鼓勵下，謹以當年侍衛工作日誌為準，掇編此文，藉以彰顯　蔣公當時雖以在野之身，仍以執政之中國國民黨總裁身分協助政府，續為艱危、紛紜國事操勞，奔波各地情形，作一翔實記述，深願對關心民國三十八年危局情況者，對錯綜複雜環境與發生的事實增進一些瞭解。更使拙文中所述及人物之後人，認識其先人於國家危難之際，在領袖領導下，赴湯蹈火或藎籌謀劃為拯救阽危局勢所盡之努力與奉獻，甚或犧牲疆場，為民族留下正氣之情。筆者不敏，以　蔣公是年行事日程為主體，並擷錄有關史事資料，看似流水帳式之起居注，實可窺在危疑震盪中　蔣公苦心孤詣之意。盡以事實之經過為之掇拾整理，尚望賢者、知者不吝　指教，是所感禱。 前言 　　民國三十八

年是中華民國歷史上，面臨存亡危急的關鍵年代。由於漫長的八年對日抗戰，國家已陷入民窮財盡、師老兵疲的境況；中共趁此時機，以誘人的宣傳口號，蠱惑民心，渙散士氣，並增強其兵力，擴展其地盤。在政治上，事事與政府相頡頏；在軍事上，處處作攻勢之戰，致東北遼瀋、華北平津以及華中徐蚌各戰役，國軍相繼敗績。累年戡亂戰事的失利，幣制改革的失敗，各地反政府、反饑餓示威遊行層出不窮，同時物價飛漲，人心不安，社會動盪。當時先總統　蔣公有感山雨欲來之勢。其時全國軍民亟盼美國能在道義上、物資上的雙重援助，如大旱之望雲霓，　蔣公初亦頗有央請在美國人民心目中，留有非常良好印象的蔣夫人，作為　蔣公個人代表，於三十七年十一月底，首

途前往華盛頓呼籲援助。同年十一月初，美國舉行第三十三任總統大選，民主黨由接任一九四五年初遽逝的羅斯福總統職位的杜魯門出馬競選連任；共和黨則提名聲勢甚盛，為其國內外一致看好的紐約州州長杜威為候選人。似乎我國當時亦最關注杜威的參選，企望一改民主黨政府對我國若有若無的支持。出人意料，選舉結果由杜魯門勝選蟬連，似對我國政府有所不諒，肇致日後，美國應允的美援遲滯不來，而其政策上亦不積極表示支持中國的戡亂戰事。當時我國政府深感事態的嚴重。蔣夫人秉於個人榮辱事小，國家存亡事大，為盡個人人事，而於同月二十八日在蔣總統勸阻未成後，離上海飛赴美國，抵達華府，以期現身說法，籲請美國政府加強對我國的援助，以俾迅速完成

戡亂任務。三日即趨訪正在住醫院準備進行開刀手術，前曾來華擔任調停國共之爭，具有舊誼的國務卿馬歇爾，請其支持援華事宜。四日復發表談話，要求美國以三年為期，援助三十億美元，以濟我國的急迫需要。十二月六日在紀念珍珠港事件七周年時，又撰文發表，呼籲美國援助，以防止第三次世界大戰的爆發。事有湊巧，七日美國啟運一批價值一億二千五百萬美元的物資來華，似顯呼籲奏效，終則曇花一現。十日蔣夫人趨訪杜魯門總統，期望美國發表支持中國南京政府反共救國的正式宣言，以及提供軍事援助等要求，而杜氏祇是言不由衷虛言應付，並申言美國不能保證支持一個無法支持的中國政府，實令人失望。十四日再訪晤馬歇爾，對已允之美援有急速處置之表示。

二十日應馬之邀趨晤，因馬氏突因全身神經劇痛，未談及申援之事而折返。十二月二十六日美國已允的軍援，突宣布停運。並令駐華美軍事顧問團撤離，確使我國面臨雪上加霜之困境。 　　在國內，十一月二十六日，行政院長翁文灝因幣制改革失敗，辭職照准，益使政局阢隉不安。中共趁機加強軍事威脅，並展開統戰倡言和談，蠱惑人心。二十七日，經立法院同意孫科繼任。十二月十日，依《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規定，頒布全國戒嚴令。十二月二十四日，華中剿總白崇禧總司令致電請張群、吳忠信二氏轉陳總統　蔣公，以民心、士氣、物力均已不能再戰，請停戰以言和。函文中略謂：「崇禧辱承知遇，垂二十餘年，當茲存亡危急之秋，不能再有片刻猶豫之時。故敢

不避斧鉞，披肝瀝膽，上瀆鈞聽，並貢芻蕘：一、先將真正謀和誠意轉知美國，請其出而調處，或徵得美國同意，約同蘇聯共同斡旋和平。二、由民意機關向雙方呼籲和平，恢復和平談判。三、雙方軍隊應在原地停止軍事行動，聽候和平談判解決。以上所陳，伏乞鑒核察納，並望乘京、滬、平、津尚在國軍掌握之中，迅作對內對外和談布置，爭取時間，若待兵臨長江，威脅首都，屆時再言和談，已失去對等資格，噬臍莫及矣。」同時白氏更在漢口宣稱「非蔣下臺不能談和，蔣應讓別人來談」等主張，頗含脅迫之意。翌日　蔣公即邀集張群、吳忠信暨何應欽等要員，商討白氏來電與建議。　蔣公曾即表示：「可請李副總統負起和談之責。」迨二十七日，張群特趨謁李副總統商

談情形覆命，以「李亦謂公早日引退，其意圖與白崇禧如出一轍」。二十九日中央再作重要人事部署，中常會通過正在臺灣養病的陳誠為臺省主席、秦德純為山東省主席，隨即由行政院任命。並以蔣經國出任中國國民黨臺灣省黨部主任委員，鄭彥棻代理中央黨部秘書長。其間　蔣公曾電邀各地重要負責人到南京，有閻錫山、胡宗南、傅作義及重慶行轅主任朱紹良等方面大員先後進見會談。十二月三十日華中剿匪總司令白崇禧再發通電主張和談，並促　蔣公明白表示態度。通電內容：「當今之勢，戰既不易，和亦困難。顧念時間迫促，稍縱即逝，鄙意似應迅將謀和誠意，轉告友邦，公之國人，使外力支持和平，民眾擁護和平。對方如能接受，借此擺脫困境，創造新機，誠一舉

而兩利也時不我與，懇請趁早英斷為禱。」翌日河南省主席張軫與省議會通電：「主張和平，懇請蔣總統下野。」湖南程潛、廣西黃旭初兩省隨即通電附和。稍前數日，黃紹竑似為李副總統擬具一促　蔣公下野之方案，頗具「以李代蔣」意圖。 　　自接獲白崇禧建言後，　蔣公與李副總統間曾有二度協商，就引退問題，達成三項決定：一、　蔣公主動引退，以便政府開始和談；二、由李副總統代行總統職權，宣布和平主張；三、由行政院主持與中共和談事。迨十二月三十一日，　蔣公邀集黨、政、軍要員會商竟日，研擬引退文告，以期安定民心，揭櫫和平希望。稍後於翌（三十八）年元月二日致電白崇禧謂：「假令共黨確能翻然悔禍，保全國家之命脈，顧念民生之

塗炭，對當前國事能共商合理合法之解決，則中正決無他求；即個人之進退出處，均惟全國人民與全體袍澤之公意是從。」並希白氏「激勵華中軍民，持以寧靜；藉期齊一步驟，鞏固基礎，然後可戰可和，乃可運用自如，而不為中共所算」。同時亦致電河南省主席張軫，聲言「值此千鈞一髮之際，吾人如不能熟權利害，團結意志，而先自亂步驟，則適中共黨分化之詭謀，將陷於各個擊破之慘局。須知今日之事，可和而不可降，能戰而後能和，國族之存亡繫於是，兄等自身之安危亦繫於是」。剖陳個人心跡，仍期堅定渠等抗共意念。 　　時序進入民國三十八年，首都南京仍是酷寒凜冽，徐蚌會戰失敗，江北逃難南來民眾，顛沛流離，充塞城外郊區，或流離於街頭，其情狀

之慘苦，令人惻隱難安。這一年誠如蔣經國先生所說：「國運正如黑夜孤舟，在汪洋大海的狂風暴雨和驚濤駭浪中飄盪；存續淪亡，決於俄頃。」吾人身歷其境，回顧往昔，仍驚心動魄，令人不寒而慄。 導讀 劉維開（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系教授） 　　一九四九年是近代中國的關鍵年代，對於蔣中正而言，也是一生中最感屈辱的一年。他於當年日記的總反省錄中回顧一年來各種遭遇，記道：「本年一年中之生活，所見所聞與身受各種遭遇，無非為人唾棄，為世譏刺，恥辱悲慘，於玆為甚。」時隔數年之後，重閱一九四九年日記，對於這一年各種經歷的記憶，依然是「悲慘」、「侮辱」，記道：「重閱三十八年日記，更覺當年環境與形勢之可怕，至於悲慘與侮辱之

經歷，則不足道矣。」（一九五一年二月二十一日）顯示這一年對他而言，有著難以磨滅的悲憤。但是他畢竟度過了這一年，如蔣經國所說：「父親自三十八年初，第三次下野以來，一直到舟山撤退為止，可說是最艱苦的時期；然而，終於用最大的忍耐力，把這個最嚴重的難關度過了。」（一位平凡的偉人）開創其革命生涯中的另一段事業，一九四九年以後的中華民國歷史亦由此展開。 　　一九四九年一月二十一日，蔣中正在各方面的壓力下決定下野，總統職權由副總統李宗仁代行，距離一九四八年五月二十日宣誓就任中華民國行憲後第一任總統，剛好滿八個月。此後至四月二十五日離開溪口，他在家鄉度過一段從政以來難得的安逸歲月。從現存的文字及影像資料中，

可以看到他在這三個月裡，探親訪友，幽遊山泉，神閒氣定，外界的一切發展似乎都在他的預料之中。他知道與中共的問題關鍵在戰而不在和，只有能戰才能和，單獨的和絕對不會成功，但是政府中大多數的官員主和而不主戰，認為他是與中共和談的絆腳石。對於蔣氏而言，自一九四八年初總統、副總統選舉以來，面對黨內派系紛爭以及幣制改革等財經措施失敗，加上國軍在東北戰場的挫敗，徐蚌戰事亦不樂觀，感到嚴重的挫折，已有辭去總統一職的想法。白崇禧要求下野的通電，對蔣氏而言不啻提供了一個可以落實辭職想法的臺階，只是時間早晚問題。迨徐蚌會戰失利，蔣氏以「今後下野可以無遺憾矣」（一月十日），對於下野後的局面安排妥當後，正式宣布下野。

　　蔣氏下野後的局勢，如他所預料，中共只有要求政府接受所提出的和談條件，而不接受政府方面提出任何改變和談條件的要求。四月十八日，政府方面決定不接受中共提出的條件，和談破裂，只有一戰。二十二日，蔣氏邀集李宗仁、白崇禧等在杭州會談，決定戰時體制，改組國防部，軍政、軍令合一，以國防部長統一指揮陸海空軍；加強黨與政府之聯繫，成立非常委員會，為中國國民黨對於政治問題之決策機構。李宗仁對於此項決議強烈不滿，四月二十三日南京棄守後，並未隨中央政府至廣州，而是飛往廣西桂林。五月二日，李氏將一份名為「談話紀錄」的文件送請行政院長何應欽轉交在上海的蔣氏，要求其不要再過問政事，建議早日出國。 　　蔣中正於杭州會談

結束後，以共軍渡過長江，情勢日益危急，乃於四月二十五日離開奉化，由象山港搭乘太康艦至上海視察防務。蔣氏在上海接讀李氏之「談話紀錄」後，至為憤怒，親自書寫一份內容婉轉但措詞嚴厲的長函，說明相關問題，並告知絕不接受出國之建議。但蔣氏此後有相當一段時間避免與李宗仁正面接觸，於五月七日離開上海後，乘江靜輪於舟山群島一帶巡視，「沒有登岸，只是到附近的許多小島上去觀察，前後在海上飄泊了十天」（蔣經國），至五月十七日由定海搭機抵澎湖馬公，二十五日離馬公飛抵高雄岡山。期間李宗仁的態度亦有所緩和，央請黨政大老出面轉圜，此時對於兩入關係影響最大者為閻錫山出任行政院長。 　　閻錫山自辛亥革命出任山西都督後，長期掌

握山西政權，在政壇上有其影響力。原任行政院長何應欽處於蔣、李之間，難以應付，決定辭職，李宗仁原欲以訓政時期司法院長居正代之，立法院行使同意權，未獲通過，乃提名閻氏繼任。閻錫山處事手腕圓滑，擔任行政院長後，強調一切處置均以國家為前提，周旋於蔣、李之間，但是基於共同的「反共」信念，實則偏蔣。七月一日，中國國民黨決定設置總裁辦公室，十六日，蔣氏以中國國民黨總裁兼非常委員會主席身分在廣州主持非常委員會成立後首次委員會議，隨即經廈門返抵臺灣。八月一日，總裁辦公室在臺北草山正式開始辦公；八月二十三日，蔣氏由臺北飛抵廣州，關切防務部署，旋於次日轉赴重慶，督導軍政事務，穩定西南局勢。此一時期，蔣氏亦致力於外交

工作，以中國國民黨總裁身分，於七月十日應邀赴菲律賓訪問，與季里諾總統舉行碧瑤會議，商議組織遠東國家反共聯盟問題，於十二日返臺。繼於八月應邀訪問韓國，於六日飛抵鎮海，與李承晚總統就組織遠東反共聯盟問題交換意見，八日發表聯合聲明。 　　十月中，廣州淪陷，中央政府遷至重慶，十一月初，共軍二野主力與四野一部向川、黔發起進攻，軍事情勢更加惡化。李宗仁於此時以激勵民心士氣為由，離開重慶赴昆明，再由昆明至桂林，旋轉往南寧，聲言擬續赴各地巡視。是時重慶已面臨共軍威脅，情勢緊急，然中樞無主。蔣氏在各方要求下，明知其不可為而為，於十四日自臺北飛抵重慶，並致電李氏請其迅速返回重慶，主持一切。未料李宗仁於二十日致函

蔣氏，胃疾突發，自南寧赴香港轉往美國治療，告以「中樞軍政已致函百川兄請就近請示處理」。蔣氏處此困局，以中央非常委員會主席身分主持軍政事務。十一月三十日，重慶失陷，蔣氏堅持至共軍已逼近機場，始搭機至成都。十二月七日，蔣氏以成都情勢危急，思考中央政府所在，改變原本預定遷至西昌的決定，指示閻錫山將政府遷設臺北，此一決定從日後發展來看，對於中華民國國祚之延續，具有重大關係。行政院於七日當晚舉行會議，決議「政府遷設臺北，並在西昌設大本營，統率陸海空軍在大陸指揮作戰」；次（八）日，閻錫山偕副院長、政務委員、各部會首長等搭機自成都飛抵臺北；九日，行政院在臺北舉行院會，代表中央政府正式遷臺。蔣氏則停留至十日，

因雲南情勢發生變化，決定返臺，於晚上八時半抵達臺北，結束二十七天的重慶、成都之行，也從此告別了中國大陸。 　　關於蔣中正在一九四九年的作為，由於檔案與日記的相繼公布，相關研究成果不在少數，筆者亦撰有《蔣中正的一九四九：從下野到復行視事》一書，探討蔣氏在一九四九年從下野到再起的歷程。但是檔案與日記內容所涉層面多為大方向，對於細節的事務，如蔣氏見了那些人，到了那些地方，不一定能在檔案或日記中完整呈現，以致對相關問題的討論，可能會有不足或失誤。樓文淵先生這本以蔣氏侍衛人員所記日誌為主編撰而成的書籍，提供了這方面的翔實資料。 　　蔣中正自一九二四年五月擔任陸軍軍官學校校長後，即有衛兵隊隨侍警衛，至

北伐統一後，始奠定侍衛單位之初步基礎。一九三二年三月，國民政府成立軍事委員會，以蔣中正為軍事委員會委員長兼參謀總長；一九三三年一月，為剿共需要，於軍事委員會成立侍從室，蔣氏之侍衛單位歸併其中，嗣後隨剿共、抗戰軍事之進展，侍從室組織擴大，警衛隸屬第一處。抗戰勝利，國民政府改組軍事機構，裁撤軍事委員會，於六月一日成立國防部，原委員長侍從室，分別併入國民政府，警衛部分改隸參軍處警衛室，下設侍衛組、內衛股、警衛組；原屬軍事委員會之警衛旅，改編為國民政府警衛總隊，繼續擔任侍衛及警衛任務。一九四八年五月，行憲政府成立後，國民政府參軍處警衛室就原有編組改編為總統府侍衛室，國民政府警衛總隊亦改編為總統府警衛大

隊。 　　蔣氏下野後，總統府侍衛室除仍繼續保持侍衛單位名稱外，並縮減名額；總統府警衛大隊亦改為國防部特務大隊，隨蔣氏至溪口。之後，為應實際需要，侍衛單位改為秘書室，分設三組，以第二組為警衛組，由侍衛組、內衛股、警衛組等單位合併編成，負責隨扈警衛。至一九四九年八月，總裁辦公室成立後，警衛組改為第八組，設侍衛、內衛、警衛三股，擔任官邸警衛及隨扈任務。隨扈蔣氏至溪口之侍衛人員，一路隨侍，從上海至臺灣，再至廣州、重慶，乃至菲律賓、韓國，自己也留下不少重要的資料。其中以每日所填報之工作日報表，為對於蔣氏在這段期間作為最直接之紀錄。侍衛人員對於所負責侍衛工作，自每日中午十二時起至次日中午十二時止，由值日

官填寫工作日報表，呈主管核定。內容除時間、地點、氣候、值勤人員姓名及工作分配等基本資料外，主要分為兩個部分，一為值勤紀要，記錄蔣氏起居及往來賓客，往來賓客部分包括來賓之職級、姓名、別號、留官邸時間，以及至官邸原因，召見、午餐、宴客等；一為隨從紀要，記錄蔣氏的外出經過，包括經過路段、沿途及目的地警戒情形、見聞等。 　　樓文淵先生於一九四六年底報考進人國民政府警衛總隊任職；一九四八年行憲政府成立，國民政府警衛總隊改編為總統府警衛大隊。一九四九年一月，蔣中正下野返鄉，所屬單位奉命隨行擔任衛護工作。輾轉來臺後，於一九五○年經挑選為便衣衛士，復於一九五二年秋，甄試成為侍衛，至一九六三年初，以個人生涯規

劃，申請假退役，轉任公職。曾任高雄市政府副秘書長、中國國民黨中央秘書處副主任、中國國民黨中央黨史委員會副主任委員等職。樓文淵先生任職黨史會期間，與同仁相處愉快，同仁以其年長，平日皆敬稱「樓公」。筆者時於該會服務，以工作關係，時常向其請教與蔣氏相關問題，樓公亦就所知告知，得益甚多。樓公平日對文史資料甚感興趣，除撰寫文章，並曾聯絡昔日追隨蔣氏之侍從人員，就所見聞撰文，輯為《感恩與懷德集：我們常在蔣公左右》一書，於二○○一年十月出版，之後又陸續出版續集及三集，提供侍從人員眼中的蔣氏行誼資料，十分具有史料價值。二○一五年一月，樓公以「為歷史留下一些真實痕跡」，將其所收集昔日同仁留存一九四九年前後之侍衛

工作日誌，以及相關回憶與當時報章之報導，整理出版《再回首　一九四九》一書，分贈友好，後又以《民國三十八年老蔣先生在幹些甚麼？》為題再版。 　　該書出版後，筆者承樓公贈送一冊，拜讀之餘，以該書對於蔣氏在一九四九年行止有詳細的紀錄，深具史料價值，並可作為蔣氏日記記事之補充。茲舉兩例說明，一例為筆者撰寫《蔣中正的一九四九：從下野到復行視事》時，曾參考《民國閻伯川先生錫山年譜長編初稿》一九四九年六月四日記事：「晚乘火車赴臺南，謁蔣總裁」；及蔣氏日記六月五日所記：「朝課記事後訪閻伯川，商談其組織行政院後之施政方針」，以為蔣氏與閻錫山於臺南晤面。閱該書六月五日記事：「九時二十分偕陳誠同車赴高雄港務局白局

長官舍，會晤已經立法院同意出任行政院長之閻錫山，商談組閣後之施政方針」，乃知蔣、閻會面地點為高雄港務局局長白雨生之官舍，並非臺南，且與陳誠同車前往。蓋陳誠與白雨生為保定軍校八期同學，陳任任武漢衛戍司令部總司令時，白為築路工程處處長；陳任第六戰區司令長官時，白為第六戰區兵站總監部中將總監。另一例為該書七月十三日記蔣氏在臺南空軍招待所，「九時三十五分見與日方聯繫志願來華參與軍事訓練人員之曹士澂，十時二十五分辭去」，再於「十七時十分見曹士澂，十八時辭去」，繼於「二十一時見王世杰、沈昌煥、黃少谷，二十二時七分辭出。即第三度見曹士澂，十二分辭去」。此項資料實為理解「白團」組成之參考，然閱蔣氏當日日記：「

朝課後，召見江杓與曹士澂，聽取其對日本調查之報告，運用日本人才擬定具體整個之辦法，勿使稍有浪費也」、「（下午）再與曹士澂談駐日代表團內容，及運用日人辦法甚詳。晚課後餐畢，以臺灣電話腐敗不堪，憤怒異甚，十時後就寢」，並無晚間見王世杰、沈昌煥、黃少谷，以及第三度約見曹士澂之記事。而以王、沈、黃三人當時為蔣氏之核心幕僚，蔣在與三人談話一小時後，即立即第三度約見曹士澂談話五分鐘，就常理推斷兩次談話有其關聯性，且應與運用日人為軍事顧問一事有關，但是蔣氏在日記中對於這兩次談話卻隻字未提，只有「臺灣電話腐敗不堪，憤怒異甚」，實堪玩味。 　　今（二○一九）年是「一九四九年」這個具有歷史轉折特殊意義時間點的七

十年，也是中央政府遷臺七十年。聯經出版公司除將樓文淵先生《再回首　一九四九》一書重新排印公開出版外，並同時抄錄蔣中正於日記中記事，互為參照，以期對於蔣氏在一九四九年做了那些事情提供一個完整紀錄，具有其歷史意義與史料價值。讀者透過書中記事，不僅能審視蔣氏在這個關鍵年代的相關作為，對於中華民國如何在臺灣應該也可以有著更深刻的理解。  

寫給再次被愛的以後：臺灣轉型正義的變遷與原住民族

為了解決行政院副院長提名的問題，作者余崇維 這樣論述：

這份論文從台灣在2016年之後的轉型正義發展出發，在經驗基礎上，探問原住民族轉型正義的內涵，並希望從台灣的脈絡回望轉型正義的發展。為此，本文從理論與現實政治的兩個層面來構思回答。本文認為，首先，我們應該從如何界定轉型、如何理解不正義的兩個維度來錨定每種轉型正義觀念的關懷，並以此理解轉型正義的不同關懷；第二，不同於強調國家責任的討論方式，本文嘗試從個人出發論證責任，作為思考轉型正義時的另一種路徑；第三，本文借用交織性的概念，透過實際案例指出，在不平等的結構底下，轉型正義的效果可能會使弱勢者的苦難加劇；第四，從現實的脈絡出發，本文認為，原住民族議題是在地緣政治的策略之下，成為備受臺灣政治人物關注

的議題、成為轉型正義的一部份；最後，透過考察政治人物的修辭，本文認為，族群政治是在討論轉型正義與原住民族轉型正義時不可或缺的視角。進一步地，在討論轉型正義時，族群政治的動能既指向理想的社會關係，同時，也弔詭地指向族群之間的怨恨情緒，透過怨恨情緒指出過去未能解決的問題，因此，與其否定情緒，本文認為，有必要重新定位情緒在轉型正義討論中的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