遺囑開頭的問題，透過圖書和論文來找解法和答案更準確安心。 我們找到下列股價、配息、目標價等股票新聞資訊

反獨護國四十年

為了解決遺囑開頭的問題，作者勞政武 這樣論述：

蘭臺出版社──四十年來台獨運動史料集──《反獨護國四十年》 　　「台獨」雖起於1947年初「二二八事件」，但長達三十年之久，只能在日本、美國流竄，無法回到台灣島內公開活動。直到1978年12月5日發生的「中山堂事件」，才是島內「台獨」活動的首次公開化。如今又經過四十年了！「台獨」分歧集團已兩度執政，而「反台獨、求統一」的孤鳴卻已匯成了全中華民族的共震。 　　本書近百萬言，內容甚豐！是臺灣島內四十年來有關「台獨」與「反台獨」活動的《專史》。其詳細而有系統的記錄，無論對當前政治或將來歷史，都必具鑒照啟示的價值。 　　蔣經國先生早在四十年前已指出：「台獨就是台毒」。習近平先生最近也說了：「

台獨是歷史逆流，是絕路」。吾人秉持「反獨護國四十年」的體驗以深信：既是「毒」，理性的台灣同胞終必唾棄之。既是「逆流、絕路」，若不回頭，終必被民族歷史洪流之浪花所淘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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遺囑的財產處分——比較我國法與日本法近年之發展

為了解決遺囑開頭的問題，作者吳家榜 這樣論述：

本論文第一章「緒論」提到，伴隨著高齡社會的到來，高齡者開始思考如何透過自己年輕時所累積的財產來因應自己老後生活所需，而開始進行財產規劃。若透過是遺囑，方法上不外乎是以「遺贈」、「指定應繼分」、「遺產分割方法之指定」此三種「典型遺囑處分」方式。然而三者概念雖不相同，但在具體案例中遺囑條款（例如遺囑中使特定繼承人取得特定遺產），該如何解釋適用，實有困難。我國學說和早期實務向來只強調三者均得作為特留分扣減權之標的，而未去細究其三者之差異。直到近年，才開始有若干實務判決重視遺囑處分定性的問題，並提出一些區分標準，甚至發展出一種有別以往，而具有遺產分割之物權效力的「新型遺囑處分」，漸漸與僅具有債權效力

的「遺贈」產生二元化的結果。二者的差異，除了展現在有無遺產分割效果外，在不動產的登記程序、消滅時效之有無、得否代位繼承、特留分扣減權行使之方法均有所不同，這使得遺囑處分性質決定的問題變得相當重要。由於這正好與日本法發展相類似，對此，日本已累積大量的判決及學說討論，我國的相關研究卻不多，因此本論文除了整理我國的學說及實務，也將以日本學說及實務為比較考察之對象，重新檢討我國法應如何解釋、適用。此外，更在問題意識中特別提出「遺囑解釋」與「性質決定」的不同，將論文聚焦在「遺囑處分性質決定之標準」及「應否承認具遺產分割效之新型遺囑處分」兩大爭點。本論文第二章「遺囑之歷史沿革與現代意義」，除了涉及法律史的

介紹，更指出了近年來遺囑的功能不再只是被繼承人單向地對死後遺族的照顧，或對繼承人、第三人單純的「贈與」，而開始浮現出「扶養與繼承的對價（對價繼承）」的性格。本論文的第三章「遺贈」，主要針對「特定遺贈」及「包括遺贈」，整理了我國相關學說及實務裁判之見解，對「包括遺贈」重新進行分析及檢討，以及說明其與「特定遺贈」之差異，並針對遺贈的法律效果及登記手續進行說明，並同時介紹了日本通說及實務的「遺贈」之法律效果（具物權效力）與我國（僅具債權效力）之間差異。本論文的第四章「指定應繼分」，除了介紹指定應繼分的意義及特性，並參考了日本學說，對「指定應繼分」是否有作為獨立存在的遺囑處分類型提出質疑，透過整理學說

及實務判決的類型化考察，發現「該當指定應繼分的情形」常與遺產分割方法之指定相混淆，又沒有明確的區分標準，因此主張將遺囑處分方式，簡化為「遺贈」及「遺產分割方法之指定」兩類型即可，而將「指定應繼分」理解為遺產分割方法的手段之一，並認為縱使要保留「指定應繼分」作為獨立類型的存在，也應將之限縮在「單純的比例指定」。然後，針對其法律效果，透過地政登記實務及裁判實務的分析，得出和早期見解不同的新實務見解。最後提出「指定應繼分」與「遺贈」之差異。本論文的第五章「遺產分割方法之指定」，除了介紹遺產分割方法之指定的意義及特性，並透過整理學說及實務判決的類型化考察，證實「該當遺產分割方法指定的情形」確實在實務判

決中與指定應繼分相互混淆，然而實務卻未提出任何明確的區分標準，只因偶然定性的不同，導致當事人在審級間來回，耗費勞力、時間、費用，有害其程序利益。因此認為我國民法既然和德國、瑞士立法例不同，所承認遺產分割方法之指定，本質上是「得變更繼承人法定應繼分的遺產分割方法指定」，因此再次重申將遺囑處分簡化為「遺贈」與「遺產分割方法之指定」兩個類型即可。然後，針對其法律效果，透過地政登記實務及裁判實務的分析，得出和早期見解不同的新實務見解，確立了「新型遺囑處分」的形成，並且與「遺贈」產生二元化的結果。最後，特別針對「遺贈」和「新型遺囑處分」，於遺囑處分受益對象為繼承人的情形下，特留分扣減方法的差異進行分析說

明，並參考學說見解，主張以遺產分割一併解決繼承人間特留分紛爭，以保障當事人的程序利益，貫徹紛爭一次解決原則。本論文的第六章「日本法上的使其繼承之遺囑」，首先介紹了日本的「使其繼承之遺囑」的形成背景，並整理了相關學說及實務的發展，提及了香川判決正面地採用「遺產分割效果說」後，改變了自「多田判決」以來的主流實務見解（以往採「遺產分割方法指定說」），然而卻遭到多數學者的強力批評。「遺產分割效果說」主張日本民法第908條的遺產分割方法指定源流於法國民法的「尊屬分割」制度，因此具有遺產分割的效果。然而，卻遭多數學說批評忽略了法國法此一制度在「要件」上的嚴格限制，日本的「使其繼承之遺囑」和法國的「尊屬分割

」，二者根本似是而非。其次，本文介紹了日本學說對「使其繼承之遺囑」的類型化考察，並整理了其他相關問題及實務的發展。最後，以日本法為借鏡，重新檢討我國法對於「遺囑人之意思得否排除遺產分割程序」及「遺囑處分性質決定的標準」這兩個議題的處理。本論文第七章「結論」，強調應以類型化的方式尋求遺囑處分性質決定之標準，除了提出自己的見解，並反對具有遺產分割效力的「新型遺囑處分」，以兼顧共同繼承人間之公平、被繼承人之債權人的保護及特留分權利人之保障。最後強調，本文並非反對「遺囑自由」，而是認為在尊重被繼承人意思的同時，也應該同時兼顧法律整體的邏輯，縱使日後有修法的可能，也應重視法律整體性的整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