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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兩本書分別來自天地圖書 和時報出版所出版 。
佛光大學 文化資產與創意學系 陳進傳所指導 林雅玲的 頭城地區土地廟空間分布之研究 （2020），提出1954年農曆關鍵因素是什麼，來自於頭城、土地廟、空間分布、民間信仰、地方開發。
而第二篇論文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歷史學系 康豹所指導 劉濟寬的 近代臺灣官方政策之推動與都市社會的因應── 以大龍峒保安宮之祭典為例 （2020），提出因為有 大龍峒保安宮、官方政策、文化權力網絡、中元祭典、保生大帝聖誕遶境、三堡的重點而找出了 1954年農曆的解答。
最後網站1954全年日历农历表 - 第一星座网則補充：1954全年日历农历表 · 1954年1月农历癸巳(蛇)年甲子月建国5年 · 1954年2月农历癸巳(蛇)年乙丑月建国5年 · 1954年3月农历甲午(马)年丙寅月建国5年 · 1954年4月农历甲午(马)年丁 ...
告別革命：李澤厚 劉再復對話錄
為了解決1954年農曆 的問題，作者李澤厚,劉再復 這樣論述：
要改良，不要革命。這是本書的主題。革命，是指暴力革命。本書具體地說，是指大規模的丶群眾性的推翻現政權的暴烈活動。毛澤東說，革命不是請客吃飯，不是繪畫繡花，革命是一個階級推翻一個階級的暴烈行動。我們要告別的正是這種暴力革命。中國近代以來，一直存在着兩種改變方式。一種是孫中山的暴力革命方式，一種是康有為、梁啟超的改良方式，我們選擇的是康梁的改良方式。孫中山具有偉大的革命人格，辛亥革命也有道德正義性，但暴力革命並非歷史必由之路，即孫中山方式不帯普遍性與絕對性。我們認為，階級矛盾永遠存在，解決矛盾的最好方法，是階級調和，階級妥協，而不是階級鬥爭，尤其不是階級鬥爭的極端形式即暴力
革命。新中國成立以後，民族生活重心本應轉向經濟建設，而不是繼續革命。直到鄧小平，才完成這一偉大轉變。本書還客觀地評價幾位歷史人物。我們認為，毛澤東統一中國丶讓中國人民站立起來確有功勞，但他在新中國建立之後，迷信戰爭經驗，迷信意識形態，顯然是錯誤的。蔣介石統一中國丶抗擊日本也有功勞，但軍事上一敗塗地，是個大草包。 《告別革命》出版後反響強烈，連印八版。針對國內外局勢，我們在後幾版又表明，我們不贊成任何革命。總之，是主張通過非暴力丶非群眾運動手段，即全面告別革命的手段解決一切事端和矛盾衝突。
頭城地區土地廟空間分布之研究
為了解決1954年農曆 的問題，作者林雅玲 這樣論述：
在漢人民間信仰中，土地公被視為專轄區域守護者，土地廟坐落位置的選擇與人群活動息息相關，更與其背後之信仰意涵互為表裡。本文以頭城地區土地廟空間分布做為研究主軸，運用前人之調查成果為基礎，蒐羅、查閱相關文獻史料，佐以筆者田野調查所得，進行整合、歸納與討論，藉由其空間分布型態，檢視土地公扮演的功能與角色。本文依土地廟坐落位置及土地公之職能角色，將頭城地區土地廟概分為山頂山腳、田頭田尾、水頭水尾、海濱港側、庄頭庄尾、街頭巷尾及四境門戶七大類型。研究發現頭城分布山區的土地廟占比最高，蓋與早期山區聚落發展及古道交通有關；不止山間土地廟多，頭城北部沿海地區山腳下的土地廟亦不遑多讓。隨著對外交通型態
改變及簡易型漁港的闢建，部分原先是山腳沿海古道護佑行旅的土地公，轉而成為漁民守護神。坐於田間一角，守田園、護莊稼的田頭田尾土地公，在社會發展、經濟型態、土地利用的轉變下，被迫遷移原址、併建他廟，甚至直接消失於世。水利與農業息息相關，身為農業守護神的土地公自然被賦予把守水路之職，除了獨自護守渠圳的土地廟外，亦形構出相互呼應的水頭水尾土地公之空間景觀。街頭巷尾土地公概指街肆型土地廟，頭城老街的南、北門福德祠及隱身於大里舊街的福德廟，皆因早期交通之利而帶動街肆形成，尤以頭城老街兩端的南、北門福德祠，空間界定指標意涵濃厚。除了衛山林、護田園、守埤圳、坐街巷外，土地公亦扮演守護村莊的角色，頭城以土地廟做
為地方主廟者不多，此與土地公神格較低有關，甚至有被取代轉換情形發生，為滿足村里信徒的各種需求，土地公成為轄境內的萬能管家；更有與五營信仰結合，分據村莊周邊的四境土地公，和地方信仰中心聯合保境衛民。頭城土地廟廣布反映了人們對土地公信仰的普遍性，其設置映照出一地人群的活動與信仰需求，在時代變遷與新舊思維的交織下，形構出頭城地區土地公信仰的獨特風貌。
蔣經國日記揭密：全球獨家透視強人內心世界與台灣關鍵命運
為了解決1954年農曆 的問題，作者黃清龍 這樣論述：
在那個風雲詭譎、生死權鬥的年代， 台灣命運是與不是的答案，還是要從他的日記中去尋找。 尤其關鍵時刻失落的一頁，可能更給後來閱讀日記者太多想像了！ ──從日記看另一面的蔣經國，解密他的親情、愛情與國情。 ──透視一代強人的內心世界，以及他如何影響了台灣民主轉型的關鍵命運。 ★【全球首發】中國現代史重要人物蔣經國的私人日記。★ ★史丹佛大學胡佛檔案館2020年2月向公眾公開日記。★ 作者黃清龍獨家解讀，全球首度公開的蔣經國日記！ 回溯台灣歷史上諸多著名事件，從劉自然案、刺蔣案、中壢事件、台美斷交，到美麗島事件等，蔣經國如何掌握國際局勢？如何應對社會潮流？
回顧政壇上叱吒一時的諸般人物，如林洋港與李登輝、陳誠與陳履安、陳菊與許信良等，面對他的部屬、政敵，甚至黨外人士，蔣經國如何評判？如何布局？ 回想家門內難以對外人道的親子關係，蔣經國如何對父親敬畏、對生母追懷、對繼母憎怨、對子女失望？在家庭之中，蔣經國也是一介凡夫，「家家有本難念的經」，他有十足體會。 回首前塵往事，蔣經國與蔣方良的異國婚姻、與章亞若的私生子之謎，在極其私密的個人日記中，有無蛛絲馬跡可循？ ☀不得一夜安枕，與安眠藥搏鬥一生的蔣經國 蔣經國是個工作狂，從年輕時就是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全年無休地工作。他所擔任的要職有的需要縝密細心、有的常要上山下海，費心費神之外，
加上他生性多疑，不重養生，因此，早在民國五十年代他就有嚴重的失眠問題，不得不藉助安眠藥入睡。一吃便是數十年，且劑量不斷加重，連蔣中正也極為關切。他履次想戒除，卻一再失敗，終其一生都在與失眠問題搏鬥著。 ☀凌晨得知台美斷交，內心憤恨痛苦的蔣經國 1978年12月15日，台北時近午夜，美國駐中華民國大使安克志奉命緊急求見蔣經國，告知卡特總統幾個小時候即將宣佈，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建交。剛剛服過安眠藥入睡的蔣經國從夢中被叫起來，得知後憤怒不已。幾天後他在日記寫下這段經過：「美國大使於16日清晨二時謂有極緊急事要求來見，果不出所料，美國將於68年1月1日承認共匪，同時與我斷交。當即以嚴肅態度向其
提出最嚴重之抗議。內心憤恨痛苦，事已至此，身負重責，只好以理性處理此一大變。」台美斷交一事顯然對蔣經國帶來巨大打擊，一向工整的字跡在記述此事時格外斗大潦草，洩漏他最真實的心情。 ☀面對黨內動盪與黨外潮流，不得不爭取民心的蔣經國 當年國民黨自居為「自由中國」，以區別於對岸的「共產中國」，既然是自由的、民主的國度，當然不能沒有選舉。不但選舉要辦，媒體與學校教育即使強調大敵當前、戒嚴有其必要，宣傳與傳授的主要仍是西方那套民主價值。這樣的言行不一，以及思想與行動的落差，使得戒嚴時期的選舉充滿矛盾，一方面威權政府為了統治的正當性不得不辦選舉，但為了確保政權的生存和穩定，又必須掌控選舉結果，作票
舞弊於是成了必然之惡。1977年11月19日蔣經國日記記載：「難道只有選舉才算是民主政治？……但是又不能不辦！」可說是蔣經國對民主選舉最露骨的質疑，巧合的是當天晚上，中壢事件就爆發了。 ☀面對與章亞若的私生子之謎，刻意否認的蔣經國 蔣經國日記記載：「繼春為人忠厚，生性樸素，為一最難得之幹部。他在生時曾與章姓女相識，未婚而生孿子，當在桂林生產時，余曾代為在醫院作保人，後來竟有人誤傳此孿子為余所出。後來章姓女病故，現此二孩已十有餘歲，為念亡友之情，余仍維持他們之生活，並望他們有如其父一樣的忠心，為人群服務。」這是直接否認章亞若所生孿子與他有關，同時明確指出這對雙胞胎的生父是他的老朋友繼春
。這真是太驚人的發現了！但日記所述是真的嗎？ 章亞若死於1942年8月15日，然而如此湊巧，1942年8月的日記中，從8月9日到20日這兩星期的日記不見了（Pages Missing），館方說日記送來時就已如此，顯示這是刻意而為的，可能是蔣經國本人撕掉的嗎？還是蔣過世後，看過日記的人撕掉的？又或是蔣經國1954年10月要撒謊時，把更早的心事紀錄給撕去？蔣經國當時面對章亞若的驟逝，心情如何呢？他接受章亞若病逝醫院的種種說詞嗎？ ──還原蔣經國全貌的最後一塊拼圖！ 作者以說故事般的流暢筆法，從背景溯源並引用日記原文，直擊蔣經國筆下最核心的內心世界！
近代臺灣官方政策之推動與都市社會的因應── 以大龍峒保安宮之祭典為例
為了解決1954年農曆 的問題，作者劉濟寬 這樣論述：
寺廟祭典乃國家與社會互動的重要樞紐。每逢祭典，總有大批人群湧入，致使統治者會利用各種管道加以規範，而民間為了維護傳統，勢必有所因應。 關於歷代政權對臺灣民間信仰的治理方針── 清代以國家化、標準化、儒教化為目標，透過納入祀典、封號、賜額、捐獻助建、助撰碑碣、列載地方志等為媒介，將權力延伸至地方社會。日治初、中期，總督府推動宗教法制化，採尊重舊慣、加強監督信仰活動之雙軌模式。只不過，1930年代後，伴隨日本軍國主義崛起，官方推崇國家神道、實施國民精神作興，寺廟與祭典在社會教化運動、民風作興運動下面臨改革。戰後初期，國民政府則是沿用〈監督寺廟條例〉、〈寺廟登記規則〉，試圖以公權力介
入寺廟事務，並陸續頒布〈查禁民間不良習俗辦法〉、〈改善民俗綱要〉等政令，約制迎神賽會，嘗試統一中元普渡和各地神誕遶境，這種政策導向直至1970年代後期才逐漸改變。 本文聚焦1895年至1981年的大龍峒保安宮中元祭典和保生大帝聖誕遶境，探究其發展以及觀察都市社會因應國家政策的方式。大龍峒地處臺北盆地，日治時期因鄰近人口密集的臺北市街區，受惠於各項現代建設，大正十（1921）年甚至被劃入臺灣政治、經濟核心的臺北市管轄，成為國策接收與試驗要地，也是觀察國家與都市社會互動的指標。且保安宮自清代以來作為同安人信仰中心，每逢保生大帝誕辰和農曆七月，傳統祭祀網絡的三堡地域居民皆齊聚大龍峒，參
與祭祀、宴請親友。藉由這兩個年例性祭典活動，瞭解官方政策如何在都市推行？成效為何？祭典可能面臨之限制？三堡何以應對？尤其日治後期到戰後初期係戰事最激烈的階段，亦是國家權力最為擴張的時期，其發展態勢所呈現之特色，更是本文關注重點。 另外，介於官、民之間尚有一群地方菁英扮演協調與溝通的角色，他們一方面協助官方宣導、推行政策，一方面代表地方居民發聲、傳達民意。不僅如此，諸多菁英還加入寺廟管理或祭祀組織，積極參加祭典活動，例如大正年間三堡菁英擔任管理人、總董事和董事，共同掌理廟務，其中也有不少人出任爐主、頭家，負責辦理中元放水燈、普施。至於保生大帝聖誕遶境，許多人投入力士會或子弟團等祭祀
組織，規劃、籌備迎神事宜。這種現象甚至延續到戰後初期。因此，藉由組織的陣容還有菁英的參與過程，以理解他們如何取得象徵資本、建構文化權力網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