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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知識產權證券化的法律實踐及其挑戰：以兩岸之實踐比較為視角

為了解決50萬紓困貸款還款方式的問題，作者費暘 這樣論述：

專利權證券化制度蘊含了兩種價值取向的拉扯與進而之融合，而這種融合是綜合衡量挖掘專利權價值與證券化融資需求的結果性表現。在中國大陸現行的證券化實踐中，由於專利權評鑑機制的不足，使專利權證券化制度在執行層面出現「鼓勵創新」與「集合資本」的價值取向之爭，而打破這種衝突的關鍵在於——如何在最小化風險的基礎上，挖掘專利權之未來商業價值。基於上述問題意識，本文從專利權證券化的核心環節——「專利權評估」入手，藉由對於台灣無形資產融資模式的比較法研究，探討中國大陸知識產權券化在未來制度上的優化進路。就中國大陸知識產權證券化的當前實踐而言，其有限個案的共性表現為皆以信譽良好之國有集團母公司為融資擔保機構。這種

以國家財政為擔保性後盾的專利權融資模式，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專利權預期價值難以判定所帶來的投資風險，但這一模式並沒有能夠在源頭上減少風險，而僅僅將公眾投資人的風險轉移到國家財政上而已，這並不利於專利權證券化制度的長久發展。而真正能夠實現降低風險的有效舉措，則是在當前中國大陸實踐中被忽視的專利權評估機制。作為專利權資產證券化的核心環節，專利權評估把控著證券化風險的源頭——標的資產的價值。比較實踐中的專利權評估策略可知，當前中國大陸在專利權估值環節，出現較大的實踐分歧：有些評估主體以融資企業之還款能力為主要考量指標，有些則以評估專利權的市場價值為主要標準。中國大陸在專利權評估上的混亂，實際反映了整個

制度運作邏輯上的弊病，即其當前實踐個案系以「集合資本」為導向，而忽視了對於專利權價值的挖掘。誠然，「集合資本」導向的專利權證券化更加契合市場規律，然該規律引導下的必然結果則是將最需要資金支持的中小新創企業排除在外。不過，在個案的研究中，也發現到中國大陸的個別評估主體確實以挖掘專利權的未來價值為其評估標準，並因此將具有發展潛力之中小新創企業納入到融資範圍內。上述兩種專利權評估策略的差異，實則折射出專利權證券化的內在價值矛盾。是故，如何在制度層面引導「融資導向」的資產證券化制度服務於「創新導向」的專利權制度，是中國大陸利用知識產權證券化模式實現以「資本」促「創新」之關鍵。在釐定與重塑中國大陸專利權

證券化制度的過程中，以鼓勵創新為核心價值的「台灣工研院模式」就為其制度提供了一個值得借鏡的比較法客體。台灣工研院的「二段式」專利評估體系作為無形資產融資模式的核心步驟，能夠幫助市場和投資者有效挖掘出具有未來開發潛力之專利權，並進而幫助中小新創企業在無需提供其他擔保的基礎上，實現以專利權進行融資。這種以科研機構為主導之專利權評估策略可作為中國大陸專利權證券化之實踐借鑒。

論國際貨幣基金之附條件在國際法上之實踐──以集體行動理論為分析架構

為了解決50萬紓困貸款還款方式的問題，作者江念慈 這樣論述：

本文運用新港學派（New Haven School）之政策取向法學（policy-oriented jurisprudence）對國際貨幣基金（IMF）附條件（conditionality）進行探討，將附條件之修訂過程視為全球性權威決策過程之一部分。IMF附條件之爭議由來已久，IMF亦持續以具體行動屢次回應爭議，例如修改財政援助機制，放寬附條件，修訂《附條件指導方針》（Guideline of Conditionality）等。在1945年設立之時，IMF係為協助促進世界經濟的健全，避免國際支付系統之危機，及提供會員國金融援助以面對收支平衡問題。1980年代初期，IMF附條件多集中於總體經濟

政策。其後，結構性附條件日趨複雜且範圍擴大，反映在有嚴重結構性問題阻礙其經濟之穩定及成長之低收入國家。近年來，IMF在處理會員國結構性經濟改革所涉之問題，其方式已變得更加靈活。《1979年附條件指導方針》經全面性檢討之後，於2002年進行大修。在2009年3月，IMF進一步將附條件現代化，以防範並化解危機。此外，要求必須正式豁免之結構性績效標準亦被取消。從《2002年附條件指導方針》實施以來，IMF每二年進行一次附條件之檢討（review），分別於2004-2005年、2007年、2009年、2011年及2013-2014年一共進行五次。附條件乃IMF財政援助之核心內容，實有必要重新審視附條件

之改革方向。本文從法律角度，探討IMF財政援助機制中附條件之演變歷程。以經濟學為分析工具來探討國際組織立法政策之文獻不在少數，且已發展成獨立學門，稱之為「國際政治經濟學」。國際政治經濟學其研究途徑主要有二：一為研究國際事務中之政治（國家）與經濟（市場）之互動關係，以政治學者為主；二為以經濟學之方法研究國際政治，則以經濟學者為主。而法學界，以法律經濟分析為研究途徑，特別是以集體行動理論作為國際組織法之分析架構而發表之文獻，在美國法學界為數甚多，惟台灣法學界則尚未出現類此論文。本文試以集體行動理論作為國際組織法之分析架構，並從IMF附條件之修訂過程討論IMF之決策機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