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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法(三版)

為了解決人權公約 健康權的問題，作者吳明孝,李玉君,林宏陽,林谷燕,林炫秋,林倖如,邵惠玲,孫迺翊,郝鳳鳴,張桐銳,張道義,郭明政,陳竹上,蔡茂寅,蔡維音,謝榮堂, 這樣論述：

　　本書為國內第一本針對社會安全制度相關之憲法、法律制度與法政策背景作體系性介紹的教科書，由社會法領域學者群策群力共同完成。本書共十八章，體系安排上分為總論、各論與救濟三篇：總論涵蓋社會安全制度的社經脈絡、歷史發展、憲法基礎、財務方式與體系概念範疇；各論包括各項社會保險制度、公務人員退休撫卹、老人福利暨長期照顧、兒童少年與身心障礙者保障法制、犯罪被害人保護與社會救助，並配合行政程序與行政救濟說明社會給付之權利性質，完整呈現台灣在民主法治架構下具體落實社會國原則的法律制度。

人權公約 健康權進入發燒排行的影片

論COVID-19防疫法制及其措施--從風險社會、預防原則到台灣傳染病防治法之修正

為了解決人權公約 健康權的問題，作者曹萃栩 這樣論述：

COVID-19疫情自2020年1月30日被世界衛生組織正式宣佈為突發公共衛生事件以來，至今已經超過2年；截至2022年6月11日，共計影響201個國家地區，全球確診人數有531,718,316人、死亡人數有6,322,155人（死亡率為1.19%）。而台灣則自2020年1月出現第一個確診案例至今，確診人數已達2,762,080人、死亡人數則有3797人（死亡率為0.14%）。COVID-19大流行對於全球的公共衛生、政治、社會和經濟產生了巨大影響,有認爲是自二次大戰以來的最大災難。COVID-19疫情是現代風險社會下所產生的一種不確定性、全球性、系統性的風險。COVID-19 大流行加快了

風險事件發生的速度以及傳播和影響規制變化的程度，曾經看似遙不可及的風險也已成為了常態—正如貝克所認爲風險社會帶著具有聲音、外貌、眼睛和淚水的科技副作用，已經不可避免地來臨，而且我們也已經生活在文明的火山上。因此在面對OVID-19疫情，我們必須跳脫傳統的法律思維，而以風險規制及風險治理的視角來應對、來預防。各國政府爲了遏制 COVID-19 疫情的大流行，大都對宣佈進入緊急狀態的人權和自由，施以限制，包括限制公民、政治、經濟、社會和文化的人權和自由。而這些限制的干預措施也間接地導致貧困增加、就業下降和專制政權等問題，因此如何合理和必要限制人權和自由，在這次的疫情中尤其受到關注。在應對COVID

-19疫情上，台灣並未依據憲法規定，由總統宣佈進入緊急狀態，而是在法制上以現行的傳染病防治法、臨時的COVID-19特別條例來作因應、而在組織上則是成立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來作領導統御。台灣在疫情期間的防疫重點，包括：疫情監測、邊境檢疫、社區防疫、醫療應變、物資整備、新聞宣導、紓困振興等，而其中也涉及不少對於人民基本權利的干預問題。時至今日，國際衛生組織已經確定修正《國際衛生條例2005》的期程，而日本也已經展開防疫的檢討；在COVID-19疫情過後，相信我國的立法或行政機關勢必也得重新檢討這段期間的防疫法制及其措施的問題。本文認爲傳染病防治法的法律框架應包括：疫情風險評估、疫情緊急狀態、防疫

目標及原則、警戒標準及防疫措施、防疫權責及問責、防疫物資整備及徵用、公民參與、罰則及救濟等構面。而在此法律框架下，有關傳染病防治法的具體修法方向，得考慮確實編制及執行傳染病防治政策及計畫、適用預防原則、以剩餘風險觀念來設定疫情防治界限、明定得採取的防疫措施、防疫決策納入公民參與、彈性設定疫情警戒標準、以平時法（傳染病防治法）充分應對疫情、重新思考防疫的垂直權責劃分、制定防疫緊急狀態章等。關鍵字： COVID-19、風險規制、風險治理、緊急狀態、傳染病防治法、COVID-19特別條例

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

為了解決人權公約 健康權的問題，作者孫迺翊,廖福特 這樣論述：

本書特色 　　在國際人權的發展歷程中，身心障礙者相較於種族、性別、兒童等議題一直未能獲得同等重視，聯合國大會直到2001年才作成決議，成立特別委員會，以身心障礙者為對象草擬一份人權公約，並於2006年12月13日聯合國大會通過《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開放各國簽署與批准，於2008年5月3日生效，目前已有174個締約國。 　　台灣既然將《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予以國內法化，無論是政府還是民間，整體社會都應真誠面對這些困難的挑戰，尤其應澈底扭轉慈善行為背後的歧視心態，尊重多元差異、保障機會平等，使身心障礙者享有為自己作主、充分參與社會的各項權利。台灣雖然受到國際社會排除，無法參與國際組織，但

在邁向人權的道路上，台灣與世界各國並肩努力。在這條道路上，本書希望能略盡一份學術上的棉薄之力。

精神障礙者權利發展史及權利保障體系——以CRPD及兩岸實踐之比較為核心

為了解決人權公約 健康權的問題，作者江代維 這樣論述：

精神障礙者往往表現爲「意識缺失」和「行爲失控」，具特殊行爲表徵，但仍是人類多樣性之一種形式，法律史上常被剝奪行使權利之資格，能否擁有法律能力也常有疑慮，其僅被視爲慈善對象，所享受者乃人道而非人權，此種歧視與偏見，與「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原則格格不入，與現代人權理念存有強烈衝突。精神障礙者是弱勢群體之特殊樣板，瞭解其權利來源與理據有必要回溯歷史。精神障礙者常被視爲「病人」，只能在醫學史料中尋覓蹤跡，故宜從「病人」身份出發，以權利爲線索，沿著精神障礙者權利覺醒及發展歷史這條主線，對應醫學和精神醫學發展史，去探尋精神障礙者之歷史處遇及權利地位變遷。沿著精神障礙者權利運動與立法進程這條主線，對應患者權

利運動、「去機構化」和「非住院化」運動、反精神醫學運動，去探尋合力爭取精神障礙者權利之歷程。精神障礙者曾被視爲魔鬼附體而處於「非人」地位，也曾因對病理醫理束手無策而遊離於社會邊緣，處於放逐、隔離和管束狀態，當醫學及精神醫學隨哲學、科技快速發展時，精神障礙者始獲得「病人」地位。文藝復興以降，人道主義目光開始注視精神障礙者，及至大革命及憲政運動興起，其法律地位依然語焉不詳，直至上世紀中期各類權利運動推動人權立法，終取得「人」之法律地位。《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CRPD）認知身心障礙實現自「醫學模式」向「社會模式」、「人權模式」跨越發展，身心障礙者始脫離「病人」身份，開始由患者權利向平等享有常人基本

權利進階，CRPD成爲權利之集大成者，精神障礙者作爲身心障礙者之一部，CRPD自然也成爲精神障礙者之權利憲章。人類權利發展與歷史經濟社會條件、人文科技發展水準同步對應，但啟蒙思想家對精神障礙者得否享有並行使權利始終含糊不清。CRPD豐富了平等、反歧視觀念，轉而正視精神障礙者與常人之差距，不再強求抽象之平等權，轉而尋求符合精神障礙者特徵和利益需求之實質平等觀，此時才發現「理性人假設」權利觀之狹隘、偏頗，才發現「利益型權利」並非以法律能力爲前提，精神障礙者「無可選擇的權利」與常人「可選擇的權利」同屬權利，須以「輔助決定制」取代「替代決定制」，尋求針對性、支持性保障措施以構建精神障礙者特殊權利體系，

美國憲政實踐也提出「補償性區別對待」與「支持照顧」原則，全新權利觀使得精神障礙者能否行使權利之問題迎刃而解。梳理歷史可發現，歐美社會文化背景才是人權生長之沃土，但精神障礙者權利能否適應東方社會環境甚值得探討，對權利環境進行比較分析更有研究價值。於是選擇中國大陸和臺灣兩個東方文明典型樣本，以CRPD權利體系作爲核心比較指標，從現行法律規範、權利實踐特徵及落實CRPD效果著眼，對兩岸精神障礙者權利體系和法律實施狀況進行比較研究，展現出西方權利理念與東方文明移植融合之具體場景，人格權及醫療權體系、融合教育與支持就業等先進人權觀念也能在儒學文化背景中厚植生根，也寄望研究能對兩岸完善精神障礙者權利體系給

予啟示，以助益兩岸各取所長、相互借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