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院組織調整的問題，透過圖書和論文來找解法和答案更準確安心。 我們找到下列股價、配息、目標價等股票新聞資訊

革新與組織改造

為了解決行政院組織調整的問題，作者劉昊洲 這樣論述：

　　行政革新、政府再造、組織改造都源自變的觀念，是有計畫、有目的，希望變得更好的政治改革工程。作者以其親身參與的高度、深度與廣度，分從理論、法規與實務三個角度切入，全書計分8篇52節，除詳細介紹組改法案變更過程外，對於相關問題也有中肯而實在的評析。絕對是一本值得關心組改課題的政治人物、公務員、企業人士及社會大眾把讀再三、愛不釋手的好書。

行政院組織調整進入發燒排行的影片

民主政治與官僚控制－以嘉義市政府及其所屬機關稅務局為例

為了解決行政院組織調整的問題，作者沈敬學 這樣論述：

在民主政治中，政黨輪替是民主鞏固的重要表徵，在我國中央政府經歷了三次的政黨輪替後，已穩固民主國家的運作基礎，而地方自治與地方選舉的發展，則促進了中央政府的民主轉型，但在資源匱乏與派系糾結中，更直接面對著民主治理與官僚政治的衝突。因黨外長期執政而被稱為民主聖地的嘉義市，在國民黨執政的9年後，於2014年的地方選舉中，同樣歷經了政黨輪替的洗禮，迫使地方政府必須面對民選首長回應性的政治導向，與文官體系專業責任間的控制與調適的衝突。從探討我國民主政治的發展、憲政體制的建立、參政權的保障，以及官僚理論的典範變遷、文官體制的現況、官僚控制與困境的闡述，再到行政中立的法制與實務的消極性與積極性的分析，建構

官僚控制中民主政治、官僚政治與作為中介價值的文官中立的理論基礎，並以嘉義市政府及其所屬機關稅務局為研究案例。在個案的分析與訪談中，發現文官雖普遍尊重行政中立的概念，但在政務領導與自身權益衝突的控制行為中，不免仍採取迂迴的消極因應，但在地方首長的法定職權與民意基礎上，雖受限於功績制的文官保障，民選首長在控制作為上仍舊具有相當的決定性，得以迫使文官體系放棄對抗或僅能消極應付。惟在形式上的控制雖取得成效，卻造成文官間的不信任和退縮，使政務領導實質上更不可得，減損了行政的一體性及整體的行政效率。文官體系則在面對官僚控制的過程中，僅能固守行政中立的價值，提升專業性還有不可取代性，以維繫自身的自主性。

海洋事務治理與科技應用實務

為了解決行政院組織調整的問題，作者吳東明 這樣論述：

　　「海洋事務治理」係屬海洋政策、航運管理、漁業經濟、國際外交及公共行政領域，「科技應用實務」則屬海洋工程、海洋科學、海域監管、生態養護及環境保育領域，本書在兩大專業領域間，搭起海洋科技應用與公共行政執法間的互動橋梁，實現跨文法及理工學門的知識科技整合目標，本書內容架構概分為海洋事務治理、海域安全執法、海洋風能發展，及科技應用實務等四大領域加以說明。   　　由於世界人口成長、人類科技及國際經貿持續風起雲湧地高度成長發展，陸地資源日漸用磬，產業發展亟待物資及能源需求遞增，於是世界各國競相拓展開發其海洋資源，積極倡導海洋空間規劃及海洋保護區意識，並且共同推動國家管轄外的生態多樣化及資源永續開

發治理等事務。   　　我國順應國際海洋治理風潮，行政院組織調整，設立「海洋委員會」，專責規劃未來國家海洋政策及行政的全面發展策略，總合相關海洋事務及科學研究工作，邁向創新的海洋事務治理、海洋秩序維護、海洋資源開發、環境生態保育、海洋科學研究，及海洋科技應用等專業領域。並且通過「海巡署二代強化編裝計畫」，推動「國艦國造」政策，先後建造4,000噸級、1,000噸級、600噸級巡防救難艦，100噸級、35噸級巡防艇及多功能船艦等近百艘，藉以增強巡防艦船載武裝設備及補足海域巡防能量。對於「海洋委員會」成立已近兩年，所屬「海巡署」、「海洋保育署」及「國家海洋研究院」等機關的專責工作業務現況，提供若干

未來組織及業務推展的參考建議，或可提供海法、航海、輪機、造船、海洋科學、生態保育、海洋資源與環境管理等事務應用，更可為我國海巡、海軍、海關、航政、漁政及生態環保人員在海洋事務治理與科技應用實務規劃參考。

場域之間的空間：1990年後官方臺灣文學外譯計畫的發展

為了解決行政院組織調整的問題，作者李怡坤 這樣論述：

本文旨在探討1990年後官方臺灣文學外譯計畫的發展過程：（1）在1990年到2015年的「外譯的民族主義時期」，外譯計畫如何從補助中國古典文學、文化資產叢書、臺灣文學，轉變成聚焦臺灣文學；（2）在2015年之後的「外譯的文化內容產業時期」，外譯計畫又是如何被納入文創產業政策之中，從而變得愈發重視市場。在「外譯的民族主義時期」，由於1970年代的外交危機，國民黨政權宣稱的統治範圍和實際統治範圍的落差被暴露，中華民國作為象徵暴力的正當壟斷者的地位出現動搖。對此，科層官僚提出文化建設的政策，試圖彌補流失的象徵資本。在這個脈絡下，權力場域的新位子得以浮現，文建會因而成立。然而，有別於學者強調文建會已

是一般的文化機關，我指出文建會仍肩負反共的期待。當時的行政院高層，為了避免法統爭議以及進行反共的文化作戰，捨棄文化部、成立「事權分散、缺乏行政權」的文建會。換句話說，政治因素仍顯著影響文建會的運作。因此，我認為早年的文建會坐落於政治場域、文化場域之間，兩個場域的行動者在此交會、互動。來自政治場域的「制度制定者」，為了塑造中華民國的道統地位，而重視中國古典文學、文化資產叢書的外譯，來自文化場域、重視一般文化政策的「業務執行者－文學人員」，則重視臺灣文學的外譯。只不過，隨著臺灣民族主義持續發展以及文學人員的作用，官方外譯計畫在社會空間的位置自1990年代末逐漸移向文學場域，制度制定者的影響力衰退，

書單轉而聚焦臺灣文學。到了「外譯的文化內容產業時期」，由於全球化、中國崛起帶來的產業升級壓力，加上臺灣文化場域的二元結構並不穩固，行政院聚集經濟部、文建會、新聞局、教育部人員，開始推動文化創意產業政策。因此，2000年代初期的權力場域變動，開創了介於政治、經濟、文化場域之間的文創政策空間。我將聚集於此空間、負責扶持文創產業的官員稱為「文創官員」。他們因應臺灣文創產業「多樣、小型、分散」的特性，發展出「三合一邏輯」，亦即認為串聯產業鏈、扶持文化內容產業、整合相關事權三件事應同時進行。他們因此將外譯計畫從臺文館整合到Books from Taiwan平臺，又將該平臺整合到文策院，以「邊界跨越者」和

「邊界組織」的手段扶持產業。有別於「文學人員」重視純粹生產場域的文學作品，「文創官員」重視面向市場的作品以及文創產業的整體發展，「文創官員」並且希望藉由和版權經紀人合作，在國際的商業出版場域建構台灣文學的市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