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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美國憲法財產權之本質、保障與限制－兼論我國相關理論發展與釋憲實務

為了解決釋字781的問題，作者鍾瑞楷 這樣論述：

摘要　　　　財產權對個人、社會乃至國家的生存及發展重要性是不言可喻的。法制上所以要設計財產權，目的在明確規範財產、財產所有人及非所有人（特別是政府）三邊間的權利義務關係。但對於財產權應受保障或限制的程度、限制應否給予補償，我國學界及實務始終都未有一具體明確標準，雖然已提出特別犧牲理論及應忍受社會義務作為判斷標準，不過因標準過於抽象，故實務可操作性不高。為期解決此一問題，本文從財產權本質出發對相關議題進行一系列探討，而在研究方法上，是以對相關議題討論已有百年經驗的美國實務及財產權哲學理論為主軸進行分析，再將分析結果，經適當轉換融入我國法制，協助釐清爭點。　　財產權本質為自然形成或法律創造，是討

論財產權的最根本議題，因在自然狀態下，並無法產生穩定、安全而可執行的財產權秩序，故本文認為原則上財產權係由法律創造，因此創造財產權的政府，若出於公益目的對財產權重新為資源分配，自享有較高的裁量權，相對地司法對政府財產權管制立法，則應採取最寬鬆的合理關聯性審查基準。不過容許政府享有財產權重新分配的高度裁量權，並非使其得恣意分配及對財產權受限制之人不予補償，否則財產權保障制度也將失去存在意義。美國聯邦最高法院在1937年的憲法革命後，即將財產權保障的重點，由宣告造成財產權重新分配的立法違憲，轉向應否對財產權受限制之人提供補償，並在實務上發展出永久物理上占有測試、喪失全部經濟上價值測試、個案事實權衡

測試及價值減損測試等以為補償標準。適用前兩種測試法則只要事實該當，財產權受限制之人即可獲得補償，故主張財產權保障的保守派大法官較傾向以前二種法則判斷應否補償，反之，適用後兩種法則將大幅降低財產權受限制之人獲得補償之機率，故主張讓政府管制有更大空間的自由派大法官則較傾向以後兩種法則來判斷應否補償。而本文認為上開美國實務所發展出的測試法則，由於在個案上較具可操作性，如以受財產權限制立法而減少經濟價值的比例，來決定應否補償，標準當較特別犧牲理論更為客觀具體，且財產權人最在意的也是財產權的交換價值是否受侵害，相關測試法則自可為我國參考。　　在財產權哲學理論上，本文將介紹Frank I. Michelm

an及Richard A. Epstein兩位大家的理論。Michelman理論以Bentham功利主義及John Rawls正義論為基礎，從社會效率及社會正義的角度，來討論國家應否為財產權限制及限制後應否補償的基準。Epstein的理論則以John Locke自然法天賦人權理論及其對民主政治程序高度不信任理論為基礎，採否定國家得為財產權限制的立場，即便國家仍為財產權限制，也應給予被限制人最大範圍內的補償。至於本文認為較合適可行的財產權理論，係以Michelman理論為主軸，並輔以Epstein對民主政治高度不信任理論，其主要內容框架為：當效率收益大於士氣低落成本時，足認對社會公益是利大於弊，

可認政府得為財產權限制（再分配）的立法，而一旦該限制（再分配）造成被限制人或社會上其他人的士氣低落成本，政府即應對被限制之人予補償。最後，在我國司法實務上，財產權相對於其他基本權係適用最為寬鬆的違憲審查基準，也因此政府對於財產權之侵害或限制，往往較容易被視為合憲，財產權在如此劣勢下，如又不能要求政府在發動財產權剝奪或限制行為時，應恪守遵守正當程序審慎為之，並讓被剝奪或限制財產權人得參與該程序（民眾參與）提出異議，則憲法上有關財產權保障之規定，即係空言。因此，正當程序應是財產權最低度之保障。至於財產權保障實踐正當程序的實益在於：促使政府與財產權受侵害之人得在資訊充分揭露下進行有效溝通對話，將政府

依錯誤事實做成決策的風險降低，避免事後因雙方矛盾且無互信，衍生後續訴訟程序或抗爭事件。而在方法論上，最完整的正當程序由美國法上經驗觀察，應是賦予財產權人受通知權及聽證權，故得以此為基準檢視我國有關財產權限制立法的相關程序。不過正當程序應遵守內容並非不具彈性，只要能確保上開實施正當程序的目的得以完全達成，正當程序在內容上及形式上自能有彈性調整空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