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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府城及其周邊之鄭氏三代信仰發展

為了解決1951年農曆的問題，作者王冠鈞 這樣論述：

鄭氏三代對於臺南而言具有歷史地位，因為鄭氏入臺而影響臺灣歷史的發展。從清末時期起，清廷鼓勵崇拜延平郡王，希冀臺灣人民忠於朝廷；在日治時期，日本政府也強調鄭成功的血緣與節操，到戰後時期，國民政府發起復興中華，鼓勵崇拜鄭氏三代，其影響力深入民間信仰。 鄭氏三代的信仰有著不同的身分，該神明是王爺崇拜且也是祖先崇拜，在信仰發展的過程上，對於鄭姓後代而言，祭拜鄭氏三代是對自身祖先的敬仰；又發現不同地方的鄭氏三代其身分有所差異，有的直稱延平郡王，有的稱為三老爺、千歲、大人等，雖稱謂不同，但王爺崇拜的觀點的確值得討論。 關於臺南府城及其周邊地區鄭氏三代之信仰，本研究從廟宇祀神的分類、空間分布與變遷

、廟宇空間上的形塑，以及慶典、廟宇文化信仰上的特色做探討。因鄭氏三代對臺南歷史與宗教信仰有著深遠的影響，對於鄭成功、鄭經與鄭克(臧土)成為人民崇拜的神明，在研究區內有著獨特的發展，能否從廟宇的分布與變遷，察覺出地域發展上的異同；還有祭典活動、民俗文化上，在原臺南市區以及周邊又有何差異？ 本研究透過歷史脈絡、民間信仰、空間分布與變遷的角度，探究鄭氏三代信仰的發展。在臺南市區與周邊區域觀察並訪問，討論官方、學界、民間對崇祀鄭氏三代的狀況與看法，以致於呈現今日鄭氏三代信仰的樣貌。

近代臺灣官方政策之推動與都市社會的因應── 以大龍峒保安宮之祭典為例

為了解決1951年農曆的問題，作者劉濟寬 這樣論述：

寺廟祭典乃國家與社會互動的重要樞紐。每逢祭典，總有大批人群湧入，致使統治者會利用各種管道加以規範，而民間為了維護傳統，勢必有所因應。 關於歷代政權對臺灣民間信仰的治理方針── 清代以國家化、標準化、儒教化為目標，透過納入祀典、封號、賜額、捐獻助建、助撰碑碣、列載地方志等為媒介，將權力延伸至地方社會。日治初、中期，總督府推動宗教法制化，採尊重舊慣、加強監督信仰活動之雙軌模式。只不過，1930年代後，伴隨日本軍國主義崛起，官方推崇國家神道、實施國民精神作興，寺廟與祭典在社會教化運動、民風作興運動下面臨改革。戰後初期，國民政府則是沿用〈監督寺廟條例〉、〈寺廟登記規則〉，試圖以公權力介

入寺廟事務，並陸續頒布〈查禁民間不良習俗辦法〉、〈改善民俗綱要〉等政令，約制迎神賽會，嘗試統一中元普渡和各地神誕遶境，這種政策導向直至1970年代後期才逐漸改變。 本文聚焦1895年至1981年的大龍峒保安宮中元祭典和保生大帝聖誕遶境，探究其發展以及觀察都市社會因應國家政策的方式。大龍峒地處臺北盆地，日治時期因鄰近人口密集的臺北市街區，受惠於各項現代建設，大正十（1921）年甚至被劃入臺灣政治、經濟核心的臺北市管轄，成為國策接收與試驗要地，也是觀察國家與都市社會互動的指標。且保安宮自清代以來作為同安人信仰中心，每逢保生大帝誕辰和農曆七月，傳統祭祀網絡的三堡地域居民皆齊聚大龍峒，參

與祭祀、宴請親友。藉由這兩個年例性祭典活動，瞭解官方政策如何在都市推行？成效為何？祭典可能面臨之限制？三堡何以應對？尤其日治後期到戰後初期係戰事最激烈的階段，亦是國家權力最為擴張的時期，其發展態勢所呈現之特色，更是本文關注重點。 另外，介於官、民之間尚有一群地方菁英扮演協調與溝通的角色，他們一方面協助官方宣導、推行政策，一方面代表地方居民發聲、傳達民意。不僅如此，諸多菁英還加入寺廟管理或祭祀組織，積極參加祭典活動，例如大正年間三堡菁英擔任管理人、總董事和董事，共同掌理廟務，其中也有不少人出任爐主、頭家，負責辦理中元放水燈、普施。至於保生大帝聖誕遶境，許多人投入力士會或子弟團等祭祀

組織，規劃、籌備迎神事宜。這種現象甚至延續到戰後初期。因此，藉由組織的陣容還有菁英的參與過程，以理解他們如何取得象徵資本、建構文化權力網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