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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權統合主義下的「台北市報業公會」(1949～1958)

為了解決社團法人理監事改選的問題，作者夏士芬 這樣論述：

民主被視為普世價值，從直接民主轉為代議民主，再以審議式民主補菁英式民主的不足，公共領域更顯重要。公共領域以新聞媒體和社會團體兩種機制而存在，解嚴前，台灣新聞界即存有許多新聞團體，唯其運作並非純然是公共領域或第三部門的概念之下，更多是威權統合主義下的準國家機構。「台北市報業公會」誕生於國共內戰失利撤退來台的國民黨政府進行威權統合的體制之下。國民黨面對挫敗與吃緊的國際情勢，很自然也順理成章地重拾抗戰時期的「國家至上」精神，一切物力、人員都在國家動員的範疇中，憲法賦予的新聞與言論自由遭到凍結，新聞媒體、新聞團體與新聞教育都在黨國體制統合下成為侍從，國民黨第四組取代政府機關成為新聞領域的主管機關。但

國民黨威權而非極權，加上內部派系的問題，以及報業與報人自清末現代化以來，受到西方國家的影響，就是以自由、獨立為目標，縱使生長的土壤中。這樣的養分並不多，但也某種程度延緩了新聞界被統合的進程。1948至1958年間的「台北市報業公會」一方面扮演準國家機構的角色，協力政府完成許多工作，對外參與國際新聞性團體與活動，共同反共抗俄，對內積極報導國家總總建設與成果，同時，也提供許多社會服務；另一方面，此一時期的報業公會仍有空間扮演公共領域的角色，除了基本的同業服務，為了爭取新聞用紙的價格平穩、供貨正常與品質提升，為了爭取新聞事業免徵營利事業所得稅，報業公會集合黨公民營報業共同向政府請願，更為了阻擋《出版

法》的不當修正，站在政府的對立面、據理力爭，但政府的強硬態度，完全無視新聞界的請願與呼籲，《出版法》如政府所願納入「撤銷登記」的罰則，此一過程中，報業公會內黨公營報刊與民營報業決裂，民營報業間也離心離德。請願抗爭失敗，在後續的戒嚴歲月中，報業公會未曾再提出任何請願，只能扮演宣傳或侍從角色，「無黨無派獨立經營」成了報業與政府所能維持最遠的距離。時隔一個甲子，回憶起威權時代的公共領域只能享有有限的民主，反觀解禁後脫離政治權力掌控的媒體又淪為財團的附庸，多元發展的新聞團體也反映民主的有限。民主的有限意味著政府、財團與人民任何一方的權力都受有限制，亦或維持動態平衡，這正是民主平權社會的重要象徵，但筆者

依然期待廣大人民的力量能透過公共領域進行更平等、多元與理性的對話與集結，以便和政府及財團兩大勢力，達到相互制衡的效果。

艋舺角頭、廟會與陣頭之研究

為了解決社團法人理監事改選的問題，作者鍾秀雋 這樣論述：

角頭是臺灣民間社會特殊的存在，置於人文地理的範疇，係指某一地域範圍，以廟為運作中心；若作為黑道類型研究，則指擁有特定範圍為地盤，其成員、行動也多在該地盤內。二者相互層疊，使角頭與地方社會及信仰事務產生盤根錯節的緊密關係，相關視野的切入與探討，是完整詮釋角頭於民間社會多重面貌的必要面向。而艋舺是臺北市最早開發的地區，擁有豐富的人文史蹟與廟會，活躍的特種產業與密集的市集，提供角頭勢力生長的溫床，是臺灣角頭文化的指標地區。本文以艋舺作為研究場域，以田野調查觀察當地角頭歷來於廟會與陣頭中的角色，及其在日常生活與地方社會的往來，深入理解在地與外界視角看待角頭的不同觀感，從而探討角頭、廟會、陣頭三者間的

關聯結構，以及角頭在地方社會中的多重身份，加以爬梳文獻，架構貫時性與共時性並進的研究取徑，同時解讀臺灣廟會在歷經社會變遷後所發展出的私人館生態，如何與既有廟會生態相互作用，及其背後承載的社會體系，探討地方社會在大環境的牽動下，所表現出的自我調適與功能轉化，並據角頭於地方社會與廟會中的多重面向，反映角頭在地方話語權結構中所佔有的位置，解析臺灣民間社會相對體制的潛在行事思維與認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