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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體報導中的公共課責與政府回應：以2014年台灣食用油品事件為例

為了解決銓敘部部長信箱的問題，作者蔡逸敬 這樣論述：

　　民主治理所強調的公共課責，能夠調和政治與民主之間的落差，來達到良善治理的目標，讓政府的作為能夠符合民眾期待。在2014年台灣發生嚴重的食安危機，使得政府相關單位備受批評。在事件發生期間，媒體報導能作為傳遞公共課責的管道，來向政府進行課責與監督，進而使得政府必須要有所回應來減緩公共課責的壓力。那麼媒體報導當中的公共課責，與行政機關的回應間存在什麼樣的互動關係，為本研究主要欲探討之問題。　　本研究主要透過蒐集《自由時報》、《中國時報》、《聯合報》及《蘋果日報》四大報與政府相關單位的新聞稿等次級資料進行分析，並採用內容分析法、主題分析法與時間序列分析三種研究方法，來了解媒體報導當中的公共課責與

政府回應間的互動關係。　　在媒體報導的整體課責情況，研究發現四大報間之課責內容的新聞數量與課責方式存在著顯著差異。在課責者與被課責者方面，民眾、國會議員與政治人物是主要的課責者，針對中央政府、相關廠商與政府整體進行課責。在媒體報導對行政機關的公共課責方面，研究結果顯示近五成的新聞會提到相關的行政機關，而這些新聞都可能會成為引發公共課責的導火線(Spark)，但實際上新聞當中有對行政機關課責比例僅約三成（總數的13%）。進一步探討，課責新聞當中媒體報導的課責來源，可以發現媒體報導主要是作為提供課責平台(Forum)的角色，來對行政機關進行課責，約占67%的比例；另一方面，媒體報導同時也作為將政治

課責的聲音擴大(Amplifier)的角色，能夠強化政治課責的過程，約占33%；其中國會議員與NGO大致上為各個行政機關的主要課責者，代表國會議員對行政機關仍具備一定的影響力，並且在食安議題上，我國相關NGO的發展已相當成熟，能夠對行政機關進行課責。　　而在政府回應方面，研究結果顯示在涉及多元行為者的食安領域下，各行政機關能夠採用課責轉移的策略。同時在面對危機事件時，行政機關一開始也會較傾向使用「大事化小、小事化無」的否認問題或是課責轉移的策略，考量成本最低的回應方式，以不改變機關的責任範疇為優先，而個人責任的承擔或是積極的作為，會是最後的回應方式。同時，行政機關回應方式的改變，除了來自政治上

的壓力外，社會上的輿論也可能影響行政機關的回應方式。　　最後，在公共課責與政府回應的關係方面，本研究使用向量自我回歸模型(VAR)並進行Granger因果檢定，發現公共課責的變動會Granger影響政府回應的變動，在衛福部門、環保署與經濟部三個行政機關皆達到顯著性的影響。前兩者為正向的關係，後者則為正負向關係皆存在。然而，政府回應的變動也有可能會Granger影響公共課責的變動。當環保署回應的程度越高，則公共課責的次數也會增加。這樣的結果可能代表著，若是政府的回應內容不佳，即便是積極的回應或是制定相關政策，仍然可能引起更高更多的課責。　　因此，本研究提出三點政策建議，政府應加強危機管理之能力，

並改善風險溝通的論述方式，強化跨部會間的溝通與協調，才能有效的回應民眾需求，達到民主治理的目標。

民主治理下政務官與事務官互動關係：以「是的，部長（Yes, Minister）」影集之文本分析為例

為了解決銓敘部部長信箱的問題，作者林俐君 這樣論述：

隨著民主治理的發展，有效調和民主憲政與文官專業價值，才能夠確保民主政治運作的效能。背景因素使得政務官與事務官間的互動，愈具舉足輕重的角色。從相關研究可以理解，欲直接觀察政務官與事務官細部的互動並不容易，兩者間細部的互動對外界而言始終是一個黑盒子。因此，本研究使用鮮少作為該議題研究主體的影視產品進行分析。選擇英國經典影集「Yes, Minister」，乃因該劇主要以描繪政務官與事務官互動為主，描寫程度相當細膩。藉此旁觀的角度一窺政務官與事務官的互動，確實是個能夠協助深入理解該議題的良好個案。研究設計的基礎為文本分析法，透過建構分析路徑，分別從兩者本質、選擇偏好、表現作為，以及互動後對政策產出的

討論。先將14集研究樣本進行相同路徑的文本化，再將文本化的樣本進行論述與類型化。研究發現事務官的互動技巧，包括行政權力的作為與不作為、可行性評估、影響政務體系與政務官以及納入外部勢力等，目的為提升參與決策的條件，細部列出24項互動技巧；另一方面，政務官則可透過經驗複製、行政學習、媒體與聲望經營與納入外部力量等，目的為提升統治便利性與正當性，細部列出13項互動技巧。兩者的互動呈現出互相制衡的本質，若各自無法有效負責與調和時，易形成雙重價值選擇的壓力。本研究提出以「鐘擺效果」解釋政務官與事務官的互動，兩者在制衡關係的基礎上，隨著時序性的影響而改變互動模式。基本上的互動如鐘擺式擺盪，進而系統性因素將

會因時序性遞減，激發出最適的政策結果。最終提出兩大項建議：首先，從制衡到動態平衡的關係，正視制衡現象的存在、立基於分權制衡上的信任關係、減少彼此錯誤解讀的機會，以及培養持續監督與自省能力；其二，設定政策決策的妥協底線，認知非任務型指標的超然價值，以及試著創造沒有共識的共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