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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平輔仁大學與中西交通史的萌芽

為了解決輔大教務處的問題，作者張揚舞 這樣論述：

本文以北平輔仁大學為個案，從學術機構之角度，分析史料收藏、時代回應、機構宗旨、人際網絡與典範傳承，如何促成中西交通史的萌芽與形塑？中西交通史大略在1920-30前後逐漸萌芽。然窮本溯源，可上溯至晚清域外史地、西北史地、元史學，與域外東方學之匯流。此專史類門之型塑，背後所體現之研究動能，除史料、方法之傳承外，亦反映在與歐洲文明交會後，知識分子再思對古代中國於世界上之地位。1922年梁啟超《中國歷史研究法》主張觀察「世界中的中國史」，1924年章太炎在〈救學弊論〉斥當代中國史研究是為外人而作，即反映了此專史之時代特性。1928年張星烺於《中西交通史料彙編》自序中對西與中的編排，明確表示出中西交通

史，所欲回應西力東漸後重思歷史中的中國與世界這個時代提問。張星烺此作，為中西交通史的價值作了說明，也為此專史日後之研究，奠下重要的史料與方法基礎。輔仁雖非最早開設中西交通史課程之學校，然以下四大原因，使其在中西交通史萌芽歷程中，輔仁佔有重要關鍵。其一，陳垣長年擔任輔仁大學校長，張星烺擔任輔仁史學系主任，兩學人在中西交通史方面有重大貢獻，以此兩人外擴的人際網絡構成一中西交通史學術共和國。其二，輔仁因為是教會大學，教師來源相較北大、清華等校較不拘一格，且因為外國教會背景，長年有不同國籍學者任教其中，並參與相關學術活動，特別能顯現出其跨國性學術共和國特徵。其三，輔仁雖為一天主教會設立之教會大學，然主

持者為中國人，且以國學研究作為創校之基礎，別具溝通天主教、西方科學與中國文化之意涵。中國基督教史本身即為中西交通的重要論題，輔仁在此方面有重大貢獻。例如陳垣對元代也里可溫之考據，即出自輔仁大學前身輔仁社的社課活動。其四，輔仁創校者與師生在中西交通史研究中具有承先啟後之特性。英華、馬良與陳垣、張星烺，上承晚清西北史地與天主教中國傳教史之史料與人際；張星烺、方豪又下啟中西交通史之研究典範。若以史學類門建構而言，輔仁大學在中西交通史研究萌芽中，實為重要之環節。本文除緒論與結論外，第二章〈中西交通史論題與萌芽背景〉，自晚清元史補證、西北史地與域外史地著手，說明西北、域外這些討論中西交通史的基本材料，何

以逐漸開始受到晚清士人如魏源(1794-1857)、徐繼畬(1795-1813)、姚瑩(1795-1873)等注意，並著重於探討史家與史家間的材料承接及其人際網絡。進而討論域外東方學下漢學研究的「審邊塞」傳統，由十六世紀開始之傳教士如利瑪竇(Matteo Ricci，1552-1610)、金尼閣(Nicolas Trigault，1577-1628)，乃至十九世紀以來的歐美、日本學院漢學家如夏德(Friedrich Hirth，1845-1927)、伯希和、白鳥庫吉(1865-1942)，何以著重傳統士人所不在意的邊塞、族群、外來宗教問題，並梳理域外漢學家與晚清士人的交流中，如何逐漸將這項傳統

，傳輸晚清士人與民國學者。第三章〈輔仁創校、課程與中西交通史研究傳統〉，探討輔仁大學的設立背景，自英華、馬良籌辦輔仁社談起，並整理二人之教會背景、政界背景，說明二人投入基督宗教高等教育與明清天主教研究的各項原因，揭出史料優勢與中西交通使命，乃輔仁自創校即著重於中西交通史的重要背景因素。續論陳垣、張星烺二人的治學歷程與學術貢獻，說明二人如何為輔仁立下中西交通史的研究典範，以及陳垣接掌輔仁大學，如何透過其人際網絡羅致師資團隊，建立中西交通史課程。第四章〈輔仁對中西交通史產生之影響〉，對輔仁三大學術刊物《輔仁學誌》、《輔仁英文學誌》(Bulletin of the Catholic Universi

ty of Peking)、《華裔學誌》(Monumenta Serica)刊載之中西交通史論題發展進行分析，並討論專書出版與後期教師研究成果，證明輔仁已然何成為一跨學校、跨國界之中西交通史學術共和國。北平輔仁大學由於其創校背景與史學系執行者陳垣、張星烺之傳統奠定、學術共和國創建與葉德祿、方豪的典範傳承，為促成此中西交通史萌芽之重要關鍵。輔仁或不足以呈現中西交通史萌芽之全貌，惟在此領域之發展過程中，確然舉足輕重，扮演關鍵性的角色。

十九世紀以來的臺灣人貓關係史

為了解決輔大教務處的問題，作者陳祖立 這樣論述：

摘要臺灣養貓人口越來越多，從清代至今，家貓本身的生活似乎也有很大的轉變，受人類影響越深，與人生活更密切。現代人養貓大多是將其當作寵物或家中成員疼愛，與過去相比，貓在人類社會之中是屬於家畜，被養來捕鼠。貓在臺灣社會如何從家畜轉變為寵物，是本文所關心的重點之一。本文欲研究臺灣人貓關係的歷史。在不同時期，人與貓之間的關係為何？各時期有什麼樣的異同？家貓的地位隨著歷史發展有什麼樣的變化？又有何特殊例子可以讓我們更加了解臺灣歷史上的人貓關係？本文以整理及分析史料為主，並發展順序書寫。分為從博物志看漢文化的貓觀、日治時期的人貓關係及當代的人貓關係三個部分。博物志中，人貓關係是一種以人為主體意識的認知，僅

是一種人與物的關係，貓的定位也僅限於家畜，這種情況也延續到了日治時期及戰後，及至1980年代左右才有了改變，漸漸以陪伴功能為主，甚至成為家庭成員，被冠以「毛小孩」之稱。在日治時期，大多數的臺灣人還是將貓定位為家畜，在鼠疫流行期間甚至更加強化了貓的捕鼠功能。不過日治時期也開始出現像小林敏郎稱「貓為主、人為友」；及吳新榮稱自己養的動物為準家族成員的例子。當代是人貓關係變化最大的一個時期，除了飼養方式轉變之外，貓的地位也隨著社會發展家畜轉變為寵物，甚至在法律上也有所保障，被當作家人看待的情形也更普遍。本文整理並書寫臺灣歷史上不同時期人貓關係的變化與發展，並以臺灣人貓關係為研究主體，進而喚醒人們對於動

物史書寫的重視，且期許能透過臺灣人貓關係的書寫，為動物研究及保育貢獻棉薄之力。